「二二八」不是「官逼民反」嗎？－－也談「二二八」事件的責仁歸屬問題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又引起了責任歸屬的爭議，有國民黨認為是「官逼民反」，責任在「官」；有民間學者認為是「民逼官反」，責任在「民」。今年又有民進黨否認「官逼民反」，又要「轉型正義」。責任不在「官」，「轉型正義」又要轉到那裡去？實在令人霧煞煞。

「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應分為二個部分，一是事件發生前的原因，一是事件發生後的處理。事件發生的原因又可分為二個部分，一是當時台灣社會經濟客觀形勢，一是當局處理社經形勢的政治問題。

以客觀的社經形勢來說，首先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是各國大戰後的普遍現象，歐洲有馬歇爾援助計畫，得以重建。台灣非但沒有外援，而且九月九日，有前總督府會計課長鹽見俊二，在駐日盟軍批准下，運來一飛機的鈔票，作為駐台日軍、官吏、職員至次年三月的薪餉和退職金之用。使得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陡然增加了一點七五倍，且規定每人只能攜回日本一千元，並且於九月九日和十日分別解散和廢止統制經濟的機構和法令，讓官方控制的物資投入市場。在該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駐台日軍投降；十一月一日，雙方正式辦理交接。經查八月底，台灣銀行發行額為十六億五千一七十五萬八千二十九元，至十月底而為二十八億九千七替圓十三萬七千五百十九元，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在這一措施下，台灣能不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嗎？

另外，除了戰爭末期由於台日海上交通阻斷，日本肥料無法來台；日本在台徵兵徵軍伕，農村勞動力短缺；及當局糧食徵收價格低於農民成本，耕作意願低落，而使得糧食短缺。據估計，一九四五年缺糧達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公噸，且徵收糧食已優先發給駐台日軍、官吏及眷屬，一般人民缺糧更甚。台灣糧食已嚴重短缺外，再加上五十萬日軍日僑的遣返，和三十萬台籍日本兵、軍伕、台僑的返台，三十萬人返台就是三十萬人失業。此外，關押在火燒島的流氓被釋放回來，仗著日本領事館在福建廈門一帶為非作歹的「台灣歹狗」也紛紛回台，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台灣黑社會仍有一批「廈門仔」。於是，社會治安也亮紅燈。一片混亂，這又該誰負責？

但不可諱言的，光復後，陳儀來台，貪污腐敗，軍紀不良，累積了民怨，所以，在天馬茶房前的一槍就打響了全島響應的「二二八」事件。貪污腐敗、軍紀不良，這不是「官逼」是什麼？這個部分當然要由當時的最高政府當局負責。

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長官官署前，衛兵向請願民眾射擊，引發全島騷動，各地打殺外省公務員，非法接收官署、警署，甚至衝擊軍事要塞，難道這不是「民反」嗎？

除了原因的部分，還有處理的部分。三月八日，蔣介石派兵來台。這又有兩部分的責任歸屬。一是派兵的決定，應由蔣介石負責。有合不合法、應不應該的問題，這可能是「千古功過誰與評說」的問題。二是劉雨卿的部隊登陸後，罔顧人權法治，進行濫捕濫殺。

如果是蔣介石下令「格殺毋論」，蔣介石當然要負責，但是，去年「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都自承沒有找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直接證據，反而是國民黨提出蔣介石禁止「報復」的手諭。但是，不管蔣介石是否下令屠殺，軍隊是他派來的，他還是應負最大責任。

但責任可以有三種，一法律責任，二政治責任，三歷史責任。法律責任已過了追訴期；政治責任也就是平反補償道歉；歷史責任就交給歷史去評判罷。

「官逼民反」是我1985年協助江鵬堅立委推動二二八事件平反用的，後為馬英九襲用，有什麼不對還請各方指教。


原載台北《聯合報》2007年3月1日，此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