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 -《海峽評論》發刊二百期誌感

《海峽評論》發刊一百期後，現在又再發刊第二百期了，二百個月的日子過去了，當年出生的嬰兒也過了束髮之齡。
回想當年，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遇到了空前的挫折，由於人民敬愛的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悼念的學生和群眾開始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悼念開始轉化為「打倒官倒」、「打倒貪腐」，進而要求「自由民主」、「打倒獨裁」、「打倒鄧小平」，抗議示威了六十多天後，而發生六月四日驅離行動的流血事件。
「六四事件」當天，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統一聯盟同志多人齊集名譽主席胡秋原先生家中，當時形勢不明，消息紊亂，大家抱著惶恐、沮喪的心情七嘴八舌，甚至有人覺得中國要完了，還統一什麼。唯胡先生鼓勵大家說：「形勢愈危險、愈困難，我們要愈鎮定、愈堅強。」
後來，中國統一聯盟發了一個聲明，胡先生也親筆萬言書託人至大陸交李先念。九○年初，統一聯盟陳映真主席又率訪問團至北京會見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十大主張，要求寬大處理被捕學生群眾，不可追訴示威遊行的學生群眾，撫卹死難和受傷的學生群眾。統一聯盟的主張，江澤民大多接受並做到了，「六四事件」並沒有對學生群眾「秋後算賬」之事。但是，國際反華勢力卻是舖天蓋地而來。
面對著國際反華勢力和島內分離主義的唱和，我們決定辦雜誌，近代國共兩黨革命莫不以辦雜誌始，台灣黨外運動也都辦雜誌，我們本來就是辦黨外雜誌的老手。在梁電敏和宋東文的資助下，於九○年十月一日，開第一次籌備會，決定九一年一月一日創刊《海峽評論》月刊，並開始徵求訂戶。在「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支持下，我們很快就籌集了四十多萬元的訂費作為創刊的啟動資金，並暫時借用方守仁準備新婚房子的一個房間作為編輯部的地點。並且實施社員定期定額認捐的方式以挹注每期的賠累。在本刊《創刊五周年記》，我們曾記述了創刊之時的情況說：
「在這樣極度的苦悶下，一些與『中國統一聯盟』有關的島內知識份子開始集結，並串連了海外『保釣』的一代知識份子，決定創刊《海峽評論》。『六四』後，中國的前途在那裡令人困惑，但我們堅持中國的希望絕不能在這一代斷送。所以我們的宗旨是『為海峽兩岸搭橋梁，為中國前途覓希望』。

「二二八」不是「官逼民反」嗎？－－也談「二二八」事件的責仁歸屬問題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又引起了責任歸屬的爭議，有國民黨認為是「官逼民反」，責任在「官」；有民間學者認為是「民逼官反」，責任在「民」。今年又有民進黨否認「官逼民反」，又要「轉型正義」。責任不在「官」，「轉型正義」又要轉到那裡去？實在令人霧煞煞。

「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應分為二個部分，一是事件發生前的原因，一是事件發生後的處理。事件發生的原因又可分為二個部分，一是當時台灣社會經濟客觀形勢，一是當局處理社經形勢的政治問題。

以客觀的社經形勢來說，首先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是各國大戰後的普遍現象，歐洲有馬歇爾援助計畫，得以重建。台灣非但沒有外援，而且九月九日，有前總督府會計課長鹽見俊二，在駐日盟軍批准下，運來一飛機的鈔票，作為駐台日軍、官吏、職員至次年三月的薪餉和退職金之用。使得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陡然增加了一點七五倍，且規定每人只能攜回日本一千元，並且於九月九日和十日分別解散和廢止統制經濟的機構和法令，讓官方控制的物資投入市場。在該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駐台日軍投降；十一月一日，雙方正式辦理交接。經查八月底，台灣銀行發行額為十六億五千一七十五萬八千二十九元，至十月底而為二十八億九千七替圓十三萬七千五百十九元，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在這一措施下，台灣能不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嗎？

另外，除了戰爭末期由於台日海上交通阻斷，日本肥料無法來台；日本在台徵兵徵軍伕，農村勞動力短缺；及當局糧食徵收價格低於農民成本，耕作意願低落，而使得糧食短缺。據估計，一九四五年缺糧達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公噸，且徵收糧食已優先發給駐台日軍、官吏及眷屬，一般人民缺糧更甚。台灣糧食已嚴重短缺外，再加上五十萬日軍日僑的遣返，和三十萬台籍日本兵、軍伕、台僑的返台，三十萬人返台就是三十萬人失業。此外，關押在火燒島的流氓被釋放回來，仗著日本領事館在福建廈門一帶為非作歹的「台灣歹狗」也紛紛回台，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台灣黑社會仍有一批「廈門仔」。於是，社會治安也亮紅燈。一片混亂，這又該誰負責？

但不可諱言的，光復後，陳儀來台，貪污腐敗，軍紀不良，累積了民怨，所以，在天馬茶房前的一槍就打響了全島響應的「二二八」事件。貪污腐敗、軍紀不良，這不是「官逼」是什麼？這個部分當然要由當時的最高政府當局負責。

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長官官署前，衛兵向請願民眾射擊，引發全島騷動，各地打殺外省公務員，非法接收官署、警署，甚至衝擊軍事要塞，難道這不是「民反」嗎？

除了原因的部分，還有處理的部分。三月八日，蔣介石派兵來台。這又有兩部分的責任歸屬。一是派兵的決定，應由蔣介石負責。有合不合法、應不應該的問題，這可能是「千古功過誰與評說」的問題。二是劉雨卿的部隊登陸後，罔顧人權法治，進行濫捕濫殺。

如果是蔣介石下令「格殺毋論」，蔣介石當然要負責，但是，去年「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都自承沒有找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直接證據，反而是國民黨提出蔣介石禁止「報復」的手諭。但是，不管蔣介石是否下令屠殺，軍隊是他派來的，他還是應負最大責任。

但責任可以有三種，一法律責任，二政治責任，三歷史責任。法律責任已過了追訴期；政治責任也就是平反補償道歉；歷史責任就交給歷史去評判罷。

「官逼民反」是我1985年協助江鵬堅立委推動二二八事件平反用的，後為馬英九襲用，有什麼不對還請各方指教。


原載台北《聯合報》2007年3月1日，此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