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海峽評論》145期2003年1月】
我知道「蕭道應」的名字，當是一九八○年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期間，我第一次有機會到美國，盡量蒐集台灣戒嚴時期在島內禁絕的台胞抗日史、光復前後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資料。在哈佛期間認識了波士頓學院的潘毓剛教授，他和丘念台之間有親戚的關係，他告訴我回台灣後，可以去找在調查局當法醫的蕭道應。他只告訴我，蕭道應以前是政治犯，現在不太願意與人接觸，找他也要小心引起特務的注意，別的，毓剛兄就沒多說。
當時研究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還是禁忌，我自己又是禁忌中人，總不能到調查局去找蕭道應，說是要找他請教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到處打聽，也不得要領。
後來，綠島的老政治犯在八○年代陸續回到社會，我認識了蔣碧玉，她是蔣渭水的義女，參加過丘念台抗戰時期領導的廣東東區服務隊，光復後，丈夫在白色恐怖被槍斃，自己也坐了十幾年牢出來，我們還請她到「台灣史研究會」作過報告。
認識蔣碧玉之後，聽她說才知道，抗戰時期她們基於抗日愛國的青年熱忱，曾夥同她丈夫鍾浩東、蕭道應、黃素貞夫婦，還有李南峰共五人，從台灣到祖國大陸，再從日軍佔領的淪陷區，經過交戰區奔赴祖國參加抗戰，並且，在交戰區的前線遭國軍逮捕，誤認他們是日軍派遣的間諜而扣押，差一點被槍斃。還好丘念台來到他們關押的地方，聽說他們是台灣人，丘念台和他們交談後，確認他們是投奔祖國參加抗戰的愛國台灣青年，丘念台作保才把他們釋放出來。光復後，回到台灣，鍾浩東任基隆中學校長，因《光明日報》案被捕犧牲，蕭道應夫婦和李南峰也分別因案在「白色恐怖」時被捕。
我終於找到了蕭道應的線索，立刻請蔣碧玉引見蕭老，當時我正在從事一些抗日台籍前輩的口述歷史，我希望能作蕭老的口述紀錄，但蔣碧玉說，蕭道應一向不願意見陌生人，經蔣碧玉聯絡之後，蕭老還是拒絕見我，更拒絕作口述歷史。
後來又從一些老政治犯口裡聽說，蕭老參加東區服務隊，時值國共合作抗戰，即與中共人員有過接觸，光復後回台，擔任過台大醫學院講師，目睹國民黨的腐敗及二二八事件，而反對國民黨，終於被捕，被捕後辦了「自新」，沒坐牢，被派到調查局當法醫，心情鬱卒，不願與人來往，經常酗酒藉以發洩苦悶。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許多白色恐怖的老政治犯紛紛前往大陸訪問，一睹自己夢中的祖國，尤其是一些日據時期就到過大陸的老政治犯。
記得，應該是九○年代初期，蔣碧玉打電話邀我，說蕭老請朋友吃飯，邀我一起去，記得那天在蕭老嘉興街的家裡，在座有王津平、蔣碧玉外，還有一些老政治犯，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蕭老。
祖國革命 台灣人都沒有缺席
席間，蕭老暢談他遊大陸的觀感，非常興奮，時「六四事件」發生不久，我也提出大陸還存在著一些困難，蕭老還頗不以為意，認為我只是「書生之見」。另外，還談到兩岸統一的問題，也談到「中國統一聯盟」的問題，蕭老則至為急切。
研究光復前後的台灣史，台胞對祖國愛國主義的觀念有幾重轉折，在異族統治下，台胞愛國主義對祖國的認同是無條件的；經過二○年代的社會運動，各種意識型態紛陳，但《台灣警察沿革志》卻一語指出：「在觀察台灣社會運動時，民族意識問題實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林獻堂也說：「應知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從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來考察近現代台灣愛國主義歷史，就可以理解，二○年代，中國還在貧窮、落後、軍閥割據、分崩離析之際，竟然有大批的台灣青年排除萬難前往祖國大陸留學，甚至參加祖國革命。
從一八九七年陳少白來台，楊心如等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起，一九一○年翁俊明等又在台秘密成立同盟會分會，一九一一年台胞羅福星、許贊元參加「三二九之役」；孫中山北伐時任命霧峰林祖密任閩南軍司令；一九二八年苗栗人蔡智堪智盜《田中奏摺》。抗戰期間，亦有台灣義勇隊的李友邦，國際研究所的李萬居、謝南光，東區服務隊的丘念台，還有各種台灣人團體投入祖國戰場，參加祖國抗戰，連最艱苦的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和抗戰時期的新四軍，台灣人都沒有缺席。
在島內的台胞，據《台灣警察沿革志》的調查有兩派，而這兩派乃是： 「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時常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林獻堂、林幼春以下其他幹部的旗幟雖然不很鮮明，但是大勢似有逐漸傾向後者的趨勢。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為紛紜不一致，有夢想著本島獨立復歸支那的，也有抱持主義的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組織，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的羈絆，這一點都是相同的。」
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
當時的中國可不是擁有東風三十一號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南水北調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高速公路二萬公里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西部大開發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可不是○八年將辦奧運會、一○年將辦世博會的中國。當時的中國是任人侮辱，任人蹂躪，滿身梅毒大瘡的母親，但台灣同胞並沒有嫌棄這梅毒大瘡的母親，而決然的奔赴母親的懷抱，那是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啊！
基於亞細亞孤兒對祖國母親的苦戀，蕭老等五位青年，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最高漲的一九四○年，離開台灣奔赴祖國參加抗戰，這是何等的情懷，又是何等的勇氣。
經過八年抗戰，終於台灣光復，蕭老等當是衣錦榮歸，但不幸的是，台胞歡欣鼓舞所歡迎的祖國，竟是祖國人民要推翻的政權。一九四七年，光復不到二年，台灣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這些奔赴祖國戰場，為光復台灣出生入死而「衣錦榮歸」（？）的台灣志士，面對台灣父老又情何以堪？
擺在這些台灣志士的面前只有三條路，一是繼續與國民黨同流合汙，以「半山」的特殊身分攫取榮華富貴；二是明哲保身，自我邊緣化，也不扶同為惡；三是參加一場新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革命鬥爭。從歷史來看，我們看到有自我邊緣化的丘念台，有辭去《台灣新生報》社長而創辦《公論報》批評時政的李萬居、陳其昌，也有選擇第三條路繼續革命鬥爭的李友邦、林正亨、吳思漢等。
「二二八事件」後，台胞對「白色祖國」從興奮的沸點跌向失望的冰點，不再願意當日本殖民統治「清國奴」的台灣同胞，只好轉而寄希望於正在革命鬥爭中誕生的「紅色祖國」。國民黨對台胞愛國主義的答覆則是「寧可錯殺千人，決不放過一人」的「白色恐怖」，所以，五○年代「白色恐怖」才有那麼多的台胞被殺害被關押。
因此，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監獄裡，為死刑犯同志送別的輓歌會是「歌頌祖國」和「安息歌」，「安息歌」的歌詞一開始則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不要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前進，……」那是一個鐵與血煎熬的時代，那是一個光明與黑暗是非分明的時代。
一個摔破了再燒過的花瓶
根據李敖「盜版」的《安全局機密文件》，關於蕭老的記述如次：
「蕭道應於抗戰時期在廣東第七戰區司令部長官東區服務隊任隊員時，曾接受左傾思想之教育，三十四年夏匪黨廣東『東江縱隊』派薛某與蕭聯繫，至抗戰勝利後失卻聯繫，三十五年冬復與薛某取得聯繫，由薛某介識張匪志忠，三十六年冬由張匪志忠介紹參加匪黨，接受張匪領導，擔任上層統戰與社會研究工作，至三十七年春擔任台大醫學院匪黨支部書記，三十八年冬因潮州中學教員劉匪特慎被捕，蕭道應為恐牽連，乃開始逃亡，投奔黃匪培奕及匪首老洪請求收容，三十九年六月至苗栗縣苑裡、後龍各鄉鎮幫助林匪元技開闢中部地區工作，四十年負責開闢南部地區工作，四十一年元月由南部『撤回』中部參加匪黨省級『幹部會議』，協助老洪策劃全地區活動。」
裴可權在《台共叛亂及覆亡經過記實》一書中，記述了調查局幹員逮捕逃亡在山裡的蕭老，記述如次：
「三時三十分，第一、二、三號行動員循序根據預定的計畫到洞口，魚貫入洞，蕭某發現後，尋槍不著，就拚命向第一號行動員猛撲，開始肉搏，這時第二號行動員也已進洞，將兩個共黨群眾予以制伏上銬，接著第三、四號行動員陸續進洞，幫助第一號與蕭某搏鬥，因洞小且狹，不能起立，跪著碰撞跌打，簡直無進退迴旋的空隙，足足肉搏咬打了四十分鐘，始將蕭某制服綑於洞內。這時天已微明，仍按照預定計畫，分派三位工作同志輪流放哨及看管人犯，其餘在洞內休息，內線則趁破曉附近農民尚未起身以前出發至大安溪，候接其黨要曾的到來。」
以上記述與蕭夫人黃素貞女士最近寫的《我和老蕭的抗戰歲月》（未刊本）大致相符。
我在蕭老家裡餐會後不幾天，一個清晨，蕭老竟親自到我新店家中來看我，一九九七年我出版的《台灣抗日五十年》一書的自序，以《一個破花瓶的故事》為題記述了蕭老來訪的這段經過──
「被中研院院士李鎮源譽為比他更優秀的台大醫學院同學蕭道應，抗戰期間夥同同志五人，千辛萬苦潛返祖國參加丘念台領導的廣東游擊隊，光復後返台，五個人全被『白色恐怖』，蕭老因坦白而任調查局法醫，公餘以酗酒燒陶度日。有次，蕭老請朋友到家吃飯，我也去了，因而認識蕭老。不久後一個清晨，蕭老提了幾斤牛肉來送我，並抱來兩個花瓶，是他自己做的，一個完好，一個是摔破了再燒過的。蕭老特別拿著那個破花瓶給我，跟我說 『這個花瓶就好比我們的祖國，破了，要把它黏回去，合在一起，我老了，沒有用了，把這個花瓶交給你。』我含著淚莊嚴的接下了蕭老的花瓶，也接下了台胞抗日一代對祖國的期望和責任。」
一個台灣愛國主義的靈魂
當時，我曾再度要求他能作口述歷史，也再度遭他拒絕，後來，有一些紀念抗日的活動和座談會，我多次透過人邀請他，也都遭到他拒絕。他只跟我說，他被捕時已是最後一個，沒有人因他被捕而被捕，從安全局的檔案也可知，他們全案，因郭乾輝主持而「法外開恩」，全部准予「自新」，無一人處刑。
自從接下了蕭老的破花瓶之後，我的工作更加忙碌，一直在和李登輝的「皇民化」鬥爭，又是司馬遼太郎，又是認識台灣歷史國中教科書，又是「台灣光復節」變成「終戰紀念日」，又是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也一直抽不出時間特別去向蕭老問候。
今年九月下旬，聞蕭老病危，我還跟王津平兄說，我們得去看蕭老了。沒幾天，九月二十九日一早，內人元元把《聯合報》遞給我，說蕭老過世了，報頭下一則訃聞云：
「蕭公諱道應 慟於公元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辭世，享年八十七歲。遺囑火化。緬懷 先公畢生濟世救人，熱愛祖國貢獻心力 ，追求國家富強統一堅貞不移。謹瞻於二○○三年一月一日下午二時在台大醫院景福會館舉行追思會，謹此奉達諸親友。」
讀完訃聞，我久久不能言語，在淚眼中，我看到了一個台灣愛國主義的靈魂，被扭曲的歷史所煎熬，他為愛國而奮鬥，他為愛國而躓仆，他為愛國而屈辱。
安息吧，蕭老，不要再為祖國擔憂，我會永遠保存您的那個破花瓶，永遠記得您說的「祖國破了，要把它黏回去，合在一起」。您不是也看到了嗎？一個富強統一的中國即將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矗立，以後的祖國，將永遠不會再讓我們這些亞細亞的孤兒再受煎熬、再受屈辱了。您是台灣人民的兒子，您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您一生的奮鬥、煎熬和屈辱，也是近代台灣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奮鬥、煎熬和屈辱。
安息吧，蕭老，祖國統一實現的那一天，我一定會到您的靈前祭告，好好的和您痛飲乾杯，但不要再酗酒了。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台大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