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 -《海峽評論》發刊二百期誌感

《海峽評論》發刊一百期後，現在又再發刊第二百期了，二百個月的日子過去了，當年出生的嬰兒也過了束髮之齡。
回想當年，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遇到了空前的挫折，由於人民敬愛的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悼念的學生和群眾開始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群眾的悼念開始轉化為「打倒官倒」、「打倒貪腐」，進而要求「自由民主」、「打倒獨裁」、「打倒鄧小平」，抗議示威了六十多天後，而發生六月四日驅離行動的流血事件。
「六四事件」當天，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統一聯盟同志多人齊集名譽主席胡秋原先生家中，當時形勢不明，消息紊亂，大家抱著惶恐、沮喪的心情七嘴八舌，甚至有人覺得中國要完了，還統一什麼。唯胡先生鼓勵大家說：「形勢愈危險、愈困難，我們要愈鎮定、愈堅強。」
後來，中國統一聯盟發了一個聲明，胡先生也親筆萬言書託人至大陸交李先念。九○年初，統一聯盟陳映真主席又率訪問團至北京會見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十大主張，要求寬大處理被捕學生群眾，不可追訴示威遊行的學生群眾，撫卹死難和受傷的學生群眾。統一聯盟的主張，江澤民大多接受並做到了，「六四事件」並沒有對學生群眾「秋後算賬」之事。但是，國際反華勢力卻是舖天蓋地而來。
面對著國際反華勢力和島內分離主義的唱和，我們決定辦雜誌，近代國共兩黨革命莫不以辦雜誌始，台灣黨外運動也都辦雜誌，我們本來就是辦黨外雜誌的老手。在梁電敏和宋東文的資助下，於九○年十月一日，開第一次籌備會，決定九一年一月一日創刊《海峽評論》月刊，並開始徵求訂戶。在「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支持下，我們很快就籌集了四十多萬元的訂費作為創刊的啟動資金，並暫時借用方守仁準備新婚房子的一個房間作為編輯部的地點。並且實施社員定期定額認捐的方式以挹注每期的賠累。在本刊《創刊五周年記》，我們曾記述了創刊之時的情況說：
「在這樣極度的苦悶下，一些與『中國統一聯盟』有關的島內知識份子開始集結，並串連了海外『保釣』的一代知識份子，決定創刊《海峽評論》。『六四』後，中國的前途在那裡令人困惑，但我們堅持中國的希望絕不能在這一代斷送。所以我們的宗旨是『為海峽兩岸搭橋梁，為中國前途覓希望』。

「二二八」不是「官逼民反」嗎？－－也談「二二八」事件的責仁歸屬問題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又引起了責任歸屬的爭議，有國民黨認為是「官逼民反」，責任在「官」；有民間學者認為是「民逼官反」，責任在「民」。今年又有民進黨否認「官逼民反」，又要「轉型正義」。責任不在「官」，「轉型正義」又要轉到那裡去？實在令人霧煞煞。

「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問題應分為二個部分，一是事件發生前的原因，一是事件發生後的處理。事件發生的原因又可分為二個部分，一是當時台灣社會經濟客觀形勢，一是當局處理社經形勢的政治問題。

以客觀的社經形勢來說，首先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是各國大戰後的普遍現象，歐洲有馬歇爾援助計畫，得以重建。台灣非但沒有外援，而且九月九日，有前總督府會計課長鹽見俊二，在駐日盟軍批准下，運來一飛機的鈔票，作為駐台日軍、官吏、職員至次年三月的薪餉和退職金之用。使得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陡然增加了一點七五倍，且規定每人只能攜回日本一千元，並且於九月九日和十日分別解散和廢止統制經濟的機構和法令，讓官方控制的物資投入市場。在該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駐台日軍投降；十一月一日，雙方正式辦理交接。經查八月底，台灣銀行發行額為十六億五千一七十五萬八千二十九元，至十月底而為二十八億九千七替圓十三萬七千五百十九元，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在這一措施下，台灣能不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嗎？

另外，除了戰爭末期由於台日海上交通阻斷，日本肥料無法來台；日本在台徵兵徵軍伕，農村勞動力短缺；及當局糧食徵收價格低於農民成本，耕作意願低落，而使得糧食短缺。據估計，一九四五年缺糧達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公噸，且徵收糧食已優先發給駐台日軍、官吏及眷屬，一般人民缺糧更甚。台灣糧食已嚴重短缺外，再加上五十萬日軍日僑的遣返，和三十萬台籍日本兵、軍伕、台僑的返台，三十萬人返台就是三十萬人失業。此外，關押在火燒島的流氓被釋放回來，仗著日本領事館在福建廈門一帶為非作歹的「台灣歹狗」也紛紛回台，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台灣黑社會仍有一批「廈門仔」。於是，社會治安也亮紅燈。一片混亂，這又該誰負責？

但不可諱言的，光復後，陳儀來台，貪污腐敗，軍紀不良，累積了民怨，所以，在天馬茶房前的一槍就打響了全島響應的「二二八」事件。貪污腐敗、軍紀不良，這不是「官逼」是什麼？這個部分當然要由當時的最高政府當局負責。

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長官官署前，衛兵向請願民眾射擊，引發全島騷動，各地打殺外省公務員，非法接收官署、警署，甚至衝擊軍事要塞，難道這不是「民反」嗎？

除了原因的部分，還有處理的部分。三月八日，蔣介石派兵來台。這又有兩部分的責任歸屬。一是派兵的決定，應由蔣介石負責。有合不合法、應不應該的問題，這可能是「千古功過誰與評說」的問題。二是劉雨卿的部隊登陸後，罔顧人權法治，進行濫捕濫殺。

如果是蔣介石下令「格殺毋論」，蔣介石當然要負責，但是，去年「二二八」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都自承沒有找到蔣介石下令屠殺的直接證據，反而是國民黨提出蔣介石禁止「報復」的手諭。但是，不管蔣介石是否下令屠殺，軍隊是他派來的，他還是應負最大責任。

但責任可以有三種，一法律責任，二政治責任，三歷史責任。法律責任已過了追訴期；政治責任也就是平反補償道歉；歷史責任就交給歷史去評判罷。

「官逼民反」是我1985年協助江鵬堅立委推動二二八事件平反用的，後為馬英九襲用，有什麼不對還請各方指教。


原載台北《聯合報》2007年3月1日，此為全文。

德 不 孤，必 有 鄰 －－歡迎親綠學者和政治犯的「呼籲」

七月十五日，吳乃德、范雲、張富忠、紀萬生等親綠學者和綠色政治犯聯合發起簽署的《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正式發佈，但之前全文已見媒體。

「呼籲」曝光後，各方反應不一，「社會良心」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但最尷尬的當為民進黨和執政當局，這些人長期為民進黨奮鬥犧牲，才有民進黨今天的政權，由這些人來呼籲要陳水扁「主動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陳水扁情何以堪，民進黨情何以堪？

這些人裡面，有我們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戰友，有「野百合學運」的同學。當我們再度拿起批判的武器來批判一個新的貪腐的總統，我們也不能不檢討，這個貪腐的總統是如何從戰後台灣民主運動中產生的。曾經參與過七、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我們又豈能推卸責任，沒有黨外民主運動能有陳水扁總統嗎？沒有陳水扁總統能有貪腐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嗎？

「呼籲」的第一段中即指責在弊案發生發，「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更令人憂心的是，民眾，甚至學界，則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結果是，我們的民主品質無由提升，我們對台灣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

黑格爾有言：「一切存在皆合理。」政治領導者可以用「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沒有可被動員的族群情感，誰也動員不了族群情感！

族群情感本是社會人群的天生自然，但在現代文明國家裡必須加以規範，甚至立法，否則，必陷入「強凌弱，眾暴寡」的叢林原則。目前台灣人口，閩南人居最大多數，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客家人次之；再次外省人，不到百分之十五；最少的是原住民。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除了中央一級保有原有的全國架構外，省議會和縣市長一級，均已實施地方自治。自蔣經國時代，中央一級也逐漸在地化。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也逐漸居於弱勢。自「耕者有其田」後，歷來居於社會底層的台灣佃農都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土地是經濟發展最原始的資本，是謂「有土斯有財」，但外省人和原住民沒有。戰後台灣經濟成長，土地隨之增值，亦唯外省人和原住民未能享有。

人類雖從未實現過十全十美的民主政治，但歷來民主運動總是弱勢階級，弱勢族群向當權者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在威權時代的民主運動是台灣人民向威權體制爭取權利。在國民政府在地化之後，漸居弱勢的外省族群當然也有和本省人一起爭取民主的權利。

早於「呼籲」發表前一個月前，曾任民進黨宣傳部長的陳芳明（現任政大台文所教授兼所長）在《中國時報》（六月十四日）發表文章說：「凡是稍具有歷史記憶者，都應該記得參與民主運動的成員來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性別，不同的階級。戒嚴文化如果是台灣社會的共同傷害，那麼歷史受害者當不會只是特定的族群、性別與階級。」「在過去黨外時期，有那麼多的女性、勞工、農民、原住民、外省族群都加入了民主運動的行列，如今這些族群竟然變得特別疏離。問題究竟出在那裡？可能需要權力在握者嚴肅深思。」

根據統計，佔台灣人不及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的政治犯竟佔到百分之四十五。可見在反對威權體制的台灣民主運動中，外省人的牢也沒少坐，子彈也沒少挨。

陳芳明能提出這個問題，當是有反省能力的深綠學者，我們願以黨外民主運動參與的經歷答覆陳芳明。事實的真相是，在黨外民主運動逐漸茁壯時，就開始有野心家利用省籍情結來炒作統獨問題，以奪取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致使許多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的外省人，一個個的被迫出走。費希平、張忠棟、林正杰、楊祖珺，……那一個沒替民進黨立下汗馬功勞？「美麗島事件」後被周清玉稱為「黨外長子」的林正杰，在宣佈脫離民進黨前痛苦的質問：「為什麼你們可以愛你們爸爸的故鄉，我就不可以愛我爸爸的故鄉？」外省人子弟要想投靠民進黨而有出路，還必須以「外省人台灣獨立會」(「外獨會」)自辱自瀆才能得到信任。

出生的尊嚴是人類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一些黨外野心家動員人類最原始本能的族群感情來奪取權力，卻是粗暴的剝奪了別的族群的基本人權和尊嚴。權力者用以動員族群情感的閩南沙文主義，傷害了外省人，傷害了客家人，也傷害了原住民。最後也閹割了自己的反省能力而傷害了自己。

這次為了「罷扁案」是誰動員強勢的閩南族群去對付在濟南路靜坐的外省人宋楚瑜和原住民高金素梅，不是民進黨主席游錫在指揮嗎？這根本就是法西斯嘛！如果這也是道德，那麼屠殺猶太人的希特勒應為日耳曼的聖人了。「強凌弱，眾暴寡」也是民主的話，這是不道德的民主，因為人類的道德總是濟弱扶傾，而不是仗勢欺人。

為了強化閩南沙文主義的族群認同，民進黨建黨伊始就把「台灣自決」列入黨綱，後又有成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獨黨綱，來排除一切不認同台獨的族群和階級。執政後，還要「去中國化」，竄改歷史教科書，及以閩南語作為國家考試的語文。

甚至不顧國際政治的現實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挑釁兩岸關係，在「台獨大老」和基本教義派的推波助瀾下，閩南沙文主義和台獨法西斯愈烈。族群鬥爭有甚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有「近代哲學故鄉」之稱的日耳曼民族，在納粹法西斯下只能噤若寒蟬。在台獨法西斯下，主張「大膽西進」的前主席許信良被迫脫黨，主張「族群和解」的前主席施明德也只能與民進黨分道揚鑣，反對總統濫權的前主席林義雄也不得不黯然離去，一般民進黨員更是無人敢於說個「不」字。

於是，台灣族群分裂，國際空間愈小，兩岸關惡化，台灣經濟衰退，藍綠惡鬥，政府空轉，最後是第一家庭貪腐而東窗事發。

上個世紀五○年代，曾任《中央日報》主筆的已故台大教授殷海光曾挺身而出指責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在製造「政治神話」鎮壓自由民主。不意「反攻大陸」的「政治神話」結束後，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卻又出現了「台灣獨立」的「政治神話」。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之！」今天的台灣竟是：「台獨，台獨，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之！」以至於扁政府貪腐不堪，而無人敢於聞問。

民進黨的族群論述誠可視為奪取國民黨政權的策略，但執政後還以閩南沙文主義為施政的方針，和社會動員的策略，權力加上種族主義，這豈不是法西斯黨，那裡還有民主的成分？陳芳明的文章就委婉的指出：「建黨時期的台灣論述，已不可能承襲沿用做為施政方針。如果還停留在國民黨政權就是外省政權的思維方式，如果還以為完成政黨輪替就是完成歷史使命，這種簡單的思考只會使民進黨越來越偏離台灣的事實。因為，這種思考還是重蹈威權體制的狹隘與封閉。」

我們不清楚「呼籲」中的「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之「認同」，是否就是「我們對台彎的認同也成為空洞的口號」的「認同」。如果是的話，我們不竟要問：如果「台灣認同」和「民主理想」是對立的話，能「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的「認同」怎麼會是「空洞」的呢？一旦不能壓抑民主理想，台灣認同豈不虛無化？所以，蔡啟芳會大罵這些親綠學者是「蛋頭」！邱義仁也認為，「以認同立場來壓抑對民主理想的追求」是簡單化的說法。

為什麼「台灣認同」會壓抑「民主理想」，是「台灣認同」還是「民主理想」出了問題？我們並不反對「台灣認同」，並老早就提出過「台灣認同」有戶籍認同、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三種。
除了金馬同胞外，今天大家的戶籍都是在台灣，主觀反映客觀，又有誰不認同台灣呢？省籍是出生的不同，要外省人認同為台灣人，要客家人認同為閩南人，要原住民認同為漢人，主觀的認同不但不能改變客觀的事實，也是剝奪了其他族群的出生的尊嚴，除非用法西斯的手段，其他的族群能接受嗎？

至於國籍認同，台灣共和國並未成立，而只是民進黨的理想和信仰。中華民國明明是中國，才能在一九四五年收復被割讓的台灣，因內戰失敗而於一九四九年退居台灣。中華民國沒有消失，台灣共和國並未成立，又要台灣人民如何去中國而認同台灣共和國呢？陳水扁和民進黨說一萬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台灣就是主權獨立國家嗎？那又跟「芝麻開門」，門就開的天方夜譚何異？當年教廷壓迫伽利略承認地是方的，伽利略說：「雖我說地是方的，但地仍然是圓的。」要台灣人雖去信仰一個不是客觀事實的台灣共和國，不用法西斯的手段行嗎？

如果親綠學者的「台灣認同」包括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不以閩南沙文主義剝奪其他族群的出生尊嚴行嗎？不以台獨法西斯剝奪其他政治信仰者的政治信仰行嗎？怪不得蔡啟芳會罵「蛋頭」，邱義仁會說那是頭腦「簡單化」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建立一個揚棄省籍認同和國籍認同的台灣認同，讓不同族群、不同省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在台灣共同建設一個沒有壓抑的民主社會呢？這就必須放棄廉價的族群動員和閩南沙文主義，務實的面對國際政治的現實，打破台灣獨立的政治神話，台灣才能從台獨法西斯的思想桎梏下獲得解放，走向健康的民主道路。

我們歡迎這些親綠學者能堅持良心公義，初步掙脫閩南沙文義和台獨法西斯的魔咒，發出正義的呼聲。我們很清楚知道親綠學者的「呼籲」是無法撼動閩南沙文主義和台獨法西斯的權力。民進黨十四全大會一片的擁扁之聲就是証明。陳水扁政府和民進黨不但不知何謂「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反而是「笑罵任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稍有良心正義者能不以為恥嗎？

黨外民主運動有句話──「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們只有真理和正義，而不能不站在權力的對立面，成為永遠的「黨外」。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荀子亦有言：「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何況孔子還說過：「德不孤，必有鄰。」大家站出來，我們怕什麼！◆


The Virtuous Does Not Stand Alone:

We welcome the Appeal by Pro-Green scholars and Green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by Wang,Hsiao-Po

請摸著良心講話 －－論二二八真相

　在戒嚴時期，我兩次幫助黨外立委江鵬堅提出平反「二二八」的質詢，第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我的原意是澄清「二二八」的歷史真相，以解消島內省籍隔閡和台獨的誤會。八五年，我還將蒐集來的不充分的「二二八」史料編輯成冊，匿名出版《二二八真相》一書，而遭警總查禁。今天以「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也是首先在江鵬堅第二次質詢中提出的。
　但是，「二二八」平反後，省籍矛盾和台獨愈烈，實在令人遺憾，參與平反「二二八」的始作俑者，我不能不內咎於心，故多少年來，我一直呼籲要把「二二八」的歷史從政治還給學術，但呼聲微弱難挽狂瀾。所以，我們只能讓史料自己說話。如果對「二二八」犧牲者還有一點起碼的尊重，也應在「二二八」的歷史事實面前知所節制，而不應踐踏「二二八」的真實精神。
　「二二八」其實是在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由天馬茶房前查緝私煙的一槍引爆的。抗議的群眾即組織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陳儀當局談判。憤怒的群眾開始衝擊各政府機關，而發生衝突，也在街上毆辱來台接收的外省官吏，陳儀政府完全失控。所以，「處委會」還特別發出＜告全國同胞書＞，全文如次：
　「親愛的各省同胞們！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外省同胞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便台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到目的，希望關心國家的各省同胞，踴躍來和我們握手，舉著同樣的步伐，爭取這次的勝利。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熱誠來和我們共同推進，我們很誠懇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協助，至於「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毆打，這是出於一時誤會，我們覺得很痛心，但也是我們同胞的一個災難，今後絕對不再發生這種事件，希望大家放心，出來向這個目標邁進，我們的口號是『台灣同胞團結起來！』『改進台灣政治！』『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
　至於為何爆發「二二八」，「處委會」在其發表的　《事件真相與處理大綱》則言：
　「這樣廣泛而大規模的事件是由查緝私煙、槍斃人命這樣單純的原因所能發生的嗎?決不是！查緝私煙槍斃人命不過是導火線而已，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餘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本省光復一年餘來的政治狀況是一面，陳長官在公開講演的時候說得如花似錦，說要怎樣為人民服務，要怎樣謀民生的安定；但實際上大小貪官污吏互相搶奪接收之敵產者到處有之，弄文舞法或倚藉武力以欺壓人民者比比皆是，人權不能得到保障，言論出版失去自由，財政破產，物價繼續騰貴，廠礦倒閉，農村日益衰微，失業者成群，無法營生者不可勝算，全省人民不堪其苦，敢怒而不敢言，因此次專賣局貪官污吏之暴行，全省民眾之不滿遂同時爆發。」
　另一群眾組織「台灣民主聯盟」則發出過二份《告台灣同胞書》，第一份《告台灣同胞書》也說到：
　「要求政治上徹底的改革，要求實現民主政治，是我們決爭的目標。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攜手起來，我們切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為我們台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除他。我們不要好壞不分，這是不好的，因為我們台胞居留國內也有很多的人，我們台胞以後也要到國外去生活去發展。大家要理解以後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我們要團結組織起來。」
　「二二八」爆發武裝鬥爭後，「台灣民主聯盟」又有第二份＜告台灣同胞書＞說：
　「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
　同胞的血不是白流的，同胞們起來吧，高舉著民主的旗幟、團結犧牲、繼續前進，奮鬥到底。對著我們此次忍不可忍的扺抗，不只六百萬同胞熱烈響應，四萬萬五千萬全中國同胞也一樣寄以熱烈的同情。我們必需要認清對象，集中行動，減少無謂犧牲，不分皂白毆打外省來的低中下級公務人員的行動必須迅速停止，不要孤立，不要怕，繼續前進到底。」
　在這些「二二八」的原始文件中很明顯的呈現了三點：
　一、「二二八」群眾鬥爭的目標是「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因為我們台胞居留國內也很多的人，我們台胞以後還要到國外去生活發展」。並且，還「希望關心國家的各省同胞，踴躍來和我們握手，舉著同樣的步伐，爭取這次的勝利！」
　二、「至於『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毆打」,「我們覺得很痛心」。
　三、爆發「二二八」，「不只六百萬同胞熱烈響應，四萬萬五千萬全中國同胞也一樣寄以熱烈的同情」。
　在這些文件中，不但沒有台獨的主張，也沒有挑撥省籍矛盾的主張，反而是「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民族同胞」。
　據我所知，現在有些外省朋友為了反制挑撥省籍矛盾，在蒐集資料，要追究「外省同胞被歐打」的部分。我則認為追究歷史真相不妨，但反制則不必，挑撥來又挑撥去，豈不是更加的挑撥省籍矛盾。
　其實，當時也曾有過各縣市的調查報告，而作為楊亮功調查報告的附件，經統計，全省公教人員及眷屬死亡六十人，受傷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失蹤八人；非公教人員，死亡二百七十八人，受傷三百二十人，失蹤二十四人。（見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四二○，稻香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自「二二八」平反後，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死亡補償不過也只有七、八百人，詳細字數可查問該基金會。據了解，其中還有「白色恐怖」受難人多人。
　「全中國同胞也一樣寄以熱烈的同情」，也確是歷史事實。三月七日，蔣介石下令派兵赴台；三月八日，上海《文匯報》即發表臧克家《表現──有感於二二八事變》。時人在台灣的四川人黃榮燦，亦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木刻《恐怖的檢查》成為「二二八聖畫」，黃則在「白色恐怖」犧牲，葬身於台北三張犁亂葬岡上。當時在大陸出版的《新聞天地》、《世紀評論》、《論語半月刊》、《正氣月刊》、《中美週報》、《解放日報》都有「二二八」的報導和評論，文章題目有《我們對不起台灣》、《發揮同胞愛消除仇恨心》、《血灑台灣始末》、《誅陳儀、救台灣》事後還有一些著名學者，如郭沫若、馬敘倫、沈鈞儒、章伯鈞也都發表文章同情「二二八」台胞而指責當局。
　「二二八」是不是省籍衝突，是不是台獨，史實俱在，請大家摸著良心講話！
　（本文曾摘刊於二月二十八日《聯合報》）

不要再為祖國擔憂－－《蔣渭水全集》補遺編後記

【書跋】
　七年了，當年揚言一本不賣，也要出版的《蔣渭水全集》ＸＸ賣完了，很遺憾的，我們期待國史版的《蔣渭水全集》始終未能出現。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充滿了「愛台灣」的台灣社會，也沒有任何一家專業的出版社重新整理編輯出版《蔣渭水全集》，這幾年嚷嚷的又盡是後藤新平、八田與一、江田島平八，還到靖國神社參拜「英靈」Ｘ台灣人的精神淪喪至此，所以，我們決定再版《蔣渭水全集》，希望他死後的精神仍能醫治他同胞的瘋狂。
　當年催生《蔣渭水全集》出版的陳其昌先生，又是捐錢，又是幫忙指認蔣渭水未署名的作品，但陳老終於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走完了他坎坷悲情而又ＸＸ的一生，陳老當年追隨渭水先生，擔任過民眾黨主幹（秘書長），臨終時為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在《全集》初版的編後記，我已誌其事。在悼念陳老的文章中，我還特別記了一段：
「幾經延宕和折騰，九八年十月，《蔣渭水全集》終於出版了，一拿到書，我立刻邀方守仁到陳老家，第一個把《蔣渭水全集》交到陳老手裡。時陳老已病?在床，巍巍的由家人扶持起床，在病中猶不改其莊嚴的紳士本色，打好帶，穿好西裝，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接見我們，並抱著《蔣渭水全集》，讓我們為他拍照，我看到陳老的眼眶又濕了，原來我們計畫為《蔣渭水全集》舉行一個新書發表會，當時在競選台北市長的馬英九也曾原則性答應出席，但陳老病成這個樣子，也只好作罷。
　我們看到了陳老對渭水先生的情誼，這種老一代台灣革命家的道義，卻令我感佩不已，相信渭水先生地下有知，亦當深感欣慰罷。
　今年二月十八日，台北市政府首度公佈了新出土的「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渭水先生覆棺的民眾黨黨旗竟仍是被日本當局禁止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上青下紅中白日）旗，亦可見渭水先生死後仍堅持對祖國的認同。
　渭水先生嫡孫蔣朝根先生，近年來戮力於渭水先生史料蒐集，在《全集》外，又發現了一些渭水先生的遺作和史料，我們正好乘此再版之際增補之。俾能使《全集》更加充實和完善。朝根先生亦作《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蔣渭、〈蔣渭水全集〉補遺》一文，也一併在這次再版中刊出。
　抗日一代台灣志士多擅漢詩，林獻堂、連雅堂、賴和、陳逢源、陳虛谷等皆留下大量的詩作。當時我在整理編輯蔣渭水先生遺作時，竟未見任何渭水先生的詩作，心中甚為訝異，在朝根兄的補遺中，終見渭水先生詩作二首。其中《嘆神州》云：
　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浸。
　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
　可見渭水先生對近代中國遭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悲痛，和對捍中國而犧牲的革命志士的同情。今天我們可堪告慰於渭水先生和其昌先生者，中國已在和平崛起中，不必再擔心「莽莽神州幾陸沉」了，今天的中國已和南北韓、中南半島、東南亞各國、印度、巴基斯坦、俄羅釿均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成為崛起的「金磚四國」之首，Ｘ再也不必為「藩籬已削更相侵」擔心了。
　雖然今天兩岸還未能統一，身為「台灣孫中山」的渭水先生和中國統一聯盟名礜主席的其昌先生，還有相告者，連戰主席和胡錦濤總書記已達成了ＸＸ願景ＸＸＸ「國共和解」已然成形；陳水扁也宣佈了「正名制憲」「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獨已成窮途末路，祖國的和平統一在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誰也破壞不了了，不必再擔憂「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了。渭水先生和其昌先生都不要再為祖國擔憂了。
　其餘的工作，當是如何以蔣渭水精神和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思想重新啟迪受台獨皇民化欺騙的台灣人民，所以，《蔣渭水全集》的再版應亦具有其現實的時代意義了。

能和何必戰－－評李登輝的「膽識」

【《海峽評論》1998年1月號98期】


　今天兩岸對峙的局面，源自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雙重構造，追溯起來還可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世界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壘。中國也在「五四運動」之後，知識份子意識型態分裂，而有左右兩派。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開啟了至今尚未結束的國共內戰。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冷戰，也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但不幸的是，「西方文明的內戰」透過意識型態戰到中國的內戰來。

　但自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之後，二體制對峙的陣營開始變化，美國「以華制蘇」的策略與中共「反霸統一戰線」結合，終於瓦解了華沙公約的東歐共產國家集團，也瓦解了蘇聯本身。

　二體制對峙的結構改變了，一九七九年元旦，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接著又是「葉九條」、「一國兩制」等的宣告。蔣經國晚年亦一方面宣佈開放大陸探親，一方面又派密使前往北京商討結束內戰的可能性。但是國共內戰終於未能結束，蔣經國卻猝死了。　

　自金門砲戰後，基本上，兩岸就大體沒有軍事衝突了。但是，在國際上，仍是「漢賊不兩立」，中共也堅持必須排斥中華民國。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外交戰場上「你死我活」。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堅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堅持中國的統一。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下，中共直至一九七一年才得入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才得與美國建交。

　海峽兩岸誰也不敢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否則即成為分裂祖國破壞領土主權完整的民族罪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視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神聖性超過一切，從〈五四宣言〉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可謂血淚斑斑，也氣壯山河。

　這段歷史透露給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國共內戰是可以和解的，但領土主權不能分裂。分裂中國的領土主權，唯有訴戰爭。正是最近李瑞環所言，「寧失千軍，不失寸土」。跋扈橫行，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終於屈服在中國人民的血肉長城下。在台灣殘餘的日本皇民化階級及其遺孽，能不有冷靜的考慮嗎？

　在李登輝企圖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引起台獨疑慮，升高兩岸軍事對峙之後，面對著台灣人民要求和平的呼聲，李登輝還自詡最有膽識。

　其實李登輝「人肉鹹鹹」只能是「草蜢攘雞公」，暴虎馮河，莽夫也，算什麼膽識。皇民階級及其遺孽當知，戰後的和平是基礎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投降（包括歸還台灣主權），破壞戰後和平的基礎，必然挑起戰爭，日本軍國主義都投降五十年了，難道皇民階級及其遺孽還能狐假虎威嗎？

　在第九屆總統參選人中，林洋港所主張「不急統，不可獨」，我們認為才是最務實和具有前瞻性的主張。「不急統」表示兩岸政治、經濟制度是「兩制」，還未具有統一的條件；「不可獨」即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一個中國」原則。

　元月三日，林洋港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闡述其「不急統，不可獨」的主張。他說：

　「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現實是一個中國之中有兩個政治實體，是一種分立分治的狀態。」

　「兩岸需要互相尊重各自擁有的制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應強加自己的價值和體制於對方。」

　「與其高喊打贏戰爭，不如努力去消除引發戰爭的因素。國家領導人的最高責任在於設法避免戰爭，而讓其人民永享和平與安定。」

　固然，「能戰才能和」，但是，兵凶戰危，要我們為那些懷念童年時代當日本人的人去戰？要我們為那些被日本人改造成不是中國人的人去戰？要我們為模仿日本皇室徽幟的八菊旗去戰？要我們為不過百分之八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去戰？要我們自我改造成「台灣民族」去殺「中國豬」？我們不是怕戰，但也不能為皇民階級復辟而窮兵黷武。　　　　　　　　　

　「不急統，不可獨」是和平之路，能和，又何必戰？反對內戰愛好和平的人們，應當知所抉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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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雄參選的深度觀察－－論台灣資本主義政治與精英份子的「台灣意識」

【《海峽評論》1999年12月號108期】
台塑「不懂政治，不管政治」嗎？
　台灣新聞界早在幾個月前，就在傳說，宋楚瑜在找李遠哲擔任總統大選的副手，如果不是李遠哲，也會是類似李遠哲的人物。後來經過一番折騰，又是吳伯雄、吳敦義、施啟揚、廖正豪……。
　十一日十一時十一分十一秒，終於宋楚瑜與張昭雄連袂坐在記者會的席上，由宋楚瑜宣佈，他的副總統參選人為長庚大學校長張昭雄，全場為之愕然，媒體稱之為「跌破眼鏡」。在記者會上，張昭雄坦然承認，他已向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報告過，並受到王永慶的鼓勵，說是「長庚要犧牲，你個人也要犧牲」。
　事後，宋陣營和台塑當局多有說法，莫衷一是，選舉嘛，免不了有許多「政治語言」。不管怎麼說，張昭雄宣佈參選後，宋楚瑜的民調上揚，台塑的股票也上漲。
　關於張昭雄的參選，一般的觀察多看到對宋楚瑜選情的「利多」，但我們卻認為張昭雄參選的意義和影響可能還不止於宋楚瑜的「利多」。或許對未來台灣的政局帶來重大的改變。
　不可否認，台灣已漸漸走上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屬於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性質，仍掌握在有強烈革命屬性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手中，多為意識型態掛帥，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的利潤理性為優先。
　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政經結構而言，馬克思並沒說錯，資產階級民主其實只是資產階級專政而已，這一點孫中山亦深有體會。所以，美國人曾經有言：「美國企業利益之所在，即美國國家利益之所在。」通用公司全球的年度預算可以不下於美國聯邦政府的年度預算。又有那一個美國人不是直接或間接的依賴美國企業而生活。
　美國的外交政策也莫不反映著美國的企業利益。不過，美國的企業利益並不完全一致，而是呈現著多元化的現象。政府的功能則在協調不同的企業利益而制定政策。
　雖然，王永慶口口聲聲：「台塑不懂政治，也不管政治。」但是，台灣的企業真的是「不懂政治、不管政治」嗎？辜振甫是國民黨中常會的不倒翁，高清愿、王又曾不也是國民黨的中常委嗎？前不久，台塑還在台塑大樓宴請連戰，難道這也是「不懂政治、不管政治」嗎？
「再忍一年八個月」
　台灣企業當然與政治密切相關，只是企業主導政治，還是政治主導企業而已。在革命屬性政黨執政的政治下，意識型態掛帥，逼使企業成為權力政治的附庸，企業利益不能成為國家利益，而只能是政治特權。張昭雄宣佈參選，政府就立刻批准王永慶的一個離島開發計畫即是明証。政府可以批准王永慶，當然也有權批駁王永慶。王永慶顯然是被政治主導的。
　自大陸開放改革以來，尤其是九○年代以來大陸市場的高速成長，已成為世界各國企業的爭逐之地。這次在上海舉辦的「九九年《財富》全球論壇」，甚至喊出「欲獨霸世界，先逐鹿中國」的口號。
　但是，李登輝執政以來，不但沒有協助台灣企業進入大陸市場，並且，還宣佈「戒急用忍」的政策，而與台灣企業利益嚴重衝突，最後逼使支持李、連競選總統的李登輝好友張榮發憤而割席而去，也逼使王永慶憤怒的發話：「再忍一年八個月。」連在台美國商會都發表「白皮書」批判「戒急用忍」。高清愿、辜振甫、王又曾又何嘗對「戒急用忍」沒有意見呢？
　台灣企業眼睜睜的看著大陸市場一天天的失去，這是台灣企業作為政治附庸的無力與無奈。另一方面，又眼睜睜的看著政治狂人李登輝手舞足蹈的「向不可能挑戰」、「打破虛假的國際體制」，一下「聯合國」，一下「控固力」，一下「兩國論」，一下又「夾擊說」……
　一年八個月忍到只剩下五個月了，張昭雄的參選，是不是王永慶的出擊，王永慶的出擊是不是代表著台灣企業在「政治股市」的「進場」，能不能改變台灣企業從政治附庸的地位轉變為主導政治，而完成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這是值得深度觀察的一件大事。
　一旦，宋、張當選，台灣權力政治的版圖，除了勢必重新劃定外，台灣企業與權力政治的結構也勢必重新調整。由張昭雄主持的兩岸關係政策，也勢必就是王永慶的政策，也就是台灣企業的大陸政策。資本主義利潤理性的出現，也必然會是經貿掛帥取代意識型態掛帥。從宣佈參選後的張昭雄一些談話中，其實已見端倪。他說，「戒急用忍」不可一概而論，對主權等政治議題，必須「戒急用忍」，不可增加兩岸對峙的敵意；對經貿交流，要「戒忍用急」，趕快去做。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竟被張昭雄巧妙的顛覆了。
　「維持現狀，兩岸交流」，這一台灣企業的大陸政策方向，不但符合現階段美國對台政策和WTO的入會原則，並且，也與「江八點」不相衝突。
台灣醫生干政的傳統
　另一值得深度觀察的，是張昭雄本人參選動作所代表的意義。張昭雄即使是代表台灣企業或王永慶參選，但其自主性亦不可抹殺。
　張昭雄是戰後成長的台大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和學者，為王永慶主持長庚醫院和長庚大學，是台塑王國的支柱和高級領導幹部，也是台灣醫界的龍頭之一。
　醫生干政，尤其是干反對運動的政治，是日據時期以來的台灣傳統，台大醫學院的前身是台北醫事專科學校，張昭雄的學長有台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有抗戰時期籌備成立國民黨省黨部的翁俊明，有被囚獄中被盟軍炸死的吳海水，有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有吳新榮……；光復後，被「白色恐怖」的有郭琇琮、葉聖吉、許強、蕭道應……。後來參與黨外運動和民進黨的也多有其人。
　眾所周知，目前台灣醫界的主流勢力多為支持民進黨和台獨運動的「台灣意識」者，張昭雄也是長期堅決支持民進黨和台獨運動的「台灣意識」醫生。
　長期以來，我們就認為「台灣意識」與「台獨意識」有別。「台灣意識」之不同於一般中國的地方意識，實起於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在日據下，台灣人民在政治上發生了祖（中）國認同和母（日本）國認同的矛盾；在文化上，又有中國（漢民族）文化和日本（大和）文化認同的矛盾。「意識」是主體反映客體，在不同於祖國大陸的日本殖民統治的客觀條件下，當然會產生不同於祖國大陸同胞的「台灣意識」。
　此外，不同的主體面對相同的客體也會有不同的意識反映，在日據下就有地主階級的「台灣派」（以林獻堂為代表），有中智階級的「祖國派」（以蔣渭水為代表），代表農民階級的「無產派」（以台共為領導），還有依附日本統治的「御用派」（以辜顯榮為代表）。各階級也當然有不同的「台灣意識」的反映。
　台灣光復後，不幸發生「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民對「白色祖國」絕望而轉向寄希望於「紅色祖國」。再不幸又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分割，國民黨在島內進行「白色恐怖」肅清反對勢力。更不幸，在六○年代，中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
「台灣意識」走向台獨
　四九年和「白色恐怖」之後，台灣精英所面對的主客觀條件包括：
　（一）台灣精英在主觀上不接受國民黨外省集團壟斷全部政治資源的統治，在客觀上，又沒有能力推翻國民黨統治。
　（二）在「文革」時期，大陸精英分子都慘遭摧殘，台灣精英當然難以接受中共。
　（三）美國的圍堵政策幫助了台灣精英拒絕中共。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意識型態，又同情台灣精英在國民黨壟斷下爭取政治資源。
　（四）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階級或「御用派」亦拒絕中共統治和反對國民黨外省人集團壟斷台灣政治資源。
　（五）除了冷戰圍堵外，美國的對台政策不接受「一個中國」，而堅持「台灣地位未定」。
　（六）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當然具有作為部分的地方意識，並且，自日據以來，還出現了比其他地方意識更「特殊的」地方意識──「台灣意識」。
　人的思想意識不能不是其主客觀條件反映的結果，於是，美國的意識型態成為台灣精英的意識型態，美國的對台政策成為台灣精英的國際背景，島內的皇民化階級成為台灣精英反共反蔣的同盟軍，「省籍意識」成為凝聚台灣群眾的精神號召，台灣獨立則成為台灣精英的政治出路。
　李登輝在蔣家統治結束後執政十二年，把這樣由六○年代以來形成的台獨「台灣意識」推到了極致。但是，他卻未能審視客觀世界形勢的推移。
　（一）七○年代後，中共的「反霸統一戰線」和美國「以共制蘇」戰略的結合，以至蘇聯瓦解，冷戰結構隨之解體。在冷戰結構解體的過程中，內戰結構也隨之動搖，而有八七年開放大陸探親。
　（二）「文革」結束後，大陸政局撥亂反正，雖有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但很快又穩定下來。尤其是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政策，中國經濟發展快速竄升，形成了一個世界最大最具潛力的市場。
　（三）蘇聯瓦解後，美國雖然一時間「新圍堵」、「新遏制」甚囂塵上，但中共軍事現代化也有一定的進展而具有一定的抵抗力量。再加上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交往派」終於超越「遏制派」取得政策上的優先，從九七年的中美「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到九八年的柯林頓「新三不」，到剛剛簽訂的中、美WTO協定。
　（四）九六年台海飛彈演習，展現了中共為保衛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不惜一戰的決心與能力，也逼使美國對台獨的支持卻步。
台灣精英的台灣意識轉向乎
　李登輝雖然口口聲聲說要「走出去」，但是台獨之路到處都是銅牆鐵壁。雖然他鼓動民粹，不惜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但除了撞得頭破血流外，「向不可能挑戰」還是不可能，「打破虛假的國際體制」還是打不破。
　十二年了，面對著這樣嚴峻的客觀事實，一面是銅牆鐵壁，一面是中國市場，台灣精英的頭腦再「控固力」，能不為台灣要往何處去思考嗎？台灣精英拜李登輝之賜，已經取代了蔣家外省人集體對台灣政治資源的壟斷，何況，中共承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就是承諾台灣精英對台灣資源的壟斷，甚至於，暫時不統一，只要在抽象的「一個中國」原則下，先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也行。面對著這樣的政治現實和客觀條件，難道台灣精英真的要為一個抽象的，而且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承認的「台灣主權獨立」而「粉身碎骨」（李登輝語）嗎？
　明乎於此，我們就可以了解，張昭雄揚棄民進黨而接受宋楚瑜絕不是對台灣的背叛，而是一項為台灣前途發展的理性明智的抉擇；張昭雄一方面尊敬李登輝（甚至應為感激），一方面又不同意他的兩岸關係政策，也是良有以也。
　張昭雄的抉擇和表態，是否會是台灣精英面對現實的理性轉變，還有，張昭雄的轉變，是否表示台灣精英的「台灣意識」走出台獨主義的開始，這也是值得我們深度觀察的。
　面臨著二十一世紀，台灣也面臨著歷史的轉折，台灣的政治是否將由意識型態掛帥的民粹主義，躍升為成熟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台灣精英的「台灣意識」是否能走出台獨主義的泥淖，「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就得要去問張昭雄了，或許只有未來的歷史才可以回答。　　　　　　　　　　　　　　　　　　　　□

中國豈能沒有統一時間表

【《海峽評論》1999年11月號107期】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英前夕﹐接受英國《泰晤士報》專訪﹐以書面方式答覆了六個提問﹐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在千禧年的主要政策目標是什麼」？江澤民的答覆分三段﹕（一）中國「仍需艱苦奮鬥」﹐（二）除繼續發展經濟外﹐「下個世紀中葉之前」﹐「將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繁榮、民主和文明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家」﹔（三）繼續與各國科技經貿合作﹐並「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偉大的再統一」。（十月十九日《中國時報》譯文）
　但在台灣歇斯底里的統一恐懼症候群下﹐居然被解讀為﹕「下個世紀中葉之前」「解決台灣問題」﹐而相驚伯有於「統一時間表」。許多耽於中國分裂現狀的人﹐總是以為可以中國分裂萬萬歲﹐而永遠「台灣主權獨立」﹐一聽到中國統一﹐一切的悲情、恐懼、憤怒、哀傷就併發出來了。連聽到五十年後中國要統一都有莫名其妙的恐懼！
　中國要統一當然會有「統一時間表」﹐但具體時間表的提出﹐卻不是可以主觀的一廂情願﹐而是要根據中國主客觀條件的成熟。
　或曰﹕「以古鑑今」﹐「鑑往知來」。從歷史來看﹐台灣問題﹐四百年來﹐一直是中國勢力與外來勢力的較量。顏思齊、鄭芝龍就首先率部來台開山立寨﹐鄭芝龍降明後﹐乘閩中大飢﹐而將福建飢民移往台灣墾殖。明亡之後﹐鄭芝龍又降清﹐台灣空虛﹐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乘虛而入。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收復台灣﹐中國勢力驅逐外來的荷蘭人﹐台灣恢復為中國領土。明鄭失敗﹐台灣為滿清統一。甲午戰敗﹐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台﹐中國勢力被驅逐﹐日本「領台」。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戰」勝利﹐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又重歸中國版圖。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蔣介石 退居台灣﹔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分裂至今。一九五二年﹐在兩岸政府缺席會議並拒絕簽字及聲明反對的情形下﹐《舊金山和約》通過「台灣地位未定」﹔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獲得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代表權。一九七二年﹐中美《上海公報》﹐美國「認知」「一個中國」﹔一九七九年﹐美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甚至到一九九八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上海宣佈「新三不」。
　從這段簡述的歷史中可以得知﹐兩岸的分合並不是簡單的取決於中國單方面的意志﹐並且還要包括中國與國際勢力的較量。
　戰後﹐美國從「台灣地位未定」﹐到「認知」「一個中國」﹐到「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期間也是經過韓戰、越戰和長期的冷戰較量﹐甚至還有後冷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的較量。只是這項較量﹐中國尚未得到完全的勝利﹐所以﹐兩岸尚未能統一。
　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由天朝上國夷為「次殖民地」﹐一直在抵抗侵略和革命戰爭中救亡圖存﹐在血泊中掙扎前進﹐在本世紀則經過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蔣介石的八年抗戰﹐毛澤東的韓戰、越戰和「文革」﹐到鄧小平的開放改革﹐中國才有了喘息和建設的機會。從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以來﹐穩定的經濟建設而國力倍增﹐也才創造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
　雖然﹐有些外國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將為下一個世界經濟的超強。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曾預測﹐二○二○年﹐中國的總生產力將遠遠超過美國﹐而居世界第一。但是﹐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仍有重重的困難有待克服﹐正是江澤民所言﹐下世紀中葉之前「仍需艱苦奮鬥」﹐並且﹐兩岸尚未能和平統一﹐也反証了今日中國的國力不足﹐仍無法完成祖國的和平統一。
　為爭取祖國的和平統一﹐就必須爭取中國國力的繼續提昇﹔為爭取國力的繼續提昇﹐就必須要有不斷的經濟建設發展﹔要有經濟建設發展﹐就必須要有國內和國際的和平環境。為了祖國的和平統一﹐中共是可以以統一的時間來換取經濟建設的空間。但是﹐卻不可能放棄最後的統一。
　中國要統一﹐當然會有統一時間表﹐不必等到下世紀的中葉﹐若果如中央情報局所預測二○二○年﹐中國總生產力遠遠超過美國之時﹐在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較量下﹐中國能不統一嗎？能沒有統一時間表嗎？台灣的分離主義者只是一味的憤怒於統一﹐恐懼於統一﹐厭惡於統一﹐也是無濟於事的。
　在兩岸的統一過程中﹐我們贊成並主張台灣主體性的﹐但是主觀意志是不能脫離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的。希特勒的「日耳曼第一」、「日耳曼優先」﹐要以萊茵河為德國的國防線﹐希特勒的主體性實現了沒有？日本軍國主義要以東三省為生命線﹐要三月亡華﹐要「大東亞共榮圈」﹐要「八紘一宇」﹐日本的主體性實現了沒有？
　台灣主體性的實現﹐也必須要根據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的﹐在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下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這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因勢利導」。一味主導要「向不可能挑戰」﹐要「打破虛假的國際體制」﹐以為可以挑起國際戰爭破壞中國統一﹐這種螳臂擋車的唐吉訶德向風車作戰﹐只能自我阿Q一番﹐是改變不了客觀規律的﹐到時候﹐恐怕連做一個「麻煩的製造者」而不可得。
　其實﹐台灣的主體性﹐台灣人民根本而長遠的利益﹐並不在於害怕統一﹐而在於統一的條件﹐即統一的方式和統一後的兩岸關係﹐所以﹐我們一向主張「無條件談判﹐有條件統一」。
　根據當前的客觀條件﹐中共尚不具有和平統一的充分國力﹐台灣就仍具有談判的籌碼和空間﹐立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兩岸對等談判﹐爭取台灣最大的利益﹐結束內戰狀態﹐停止外交和軍事競賽﹐開放大陸投資﹐佔有大陸市場﹐爭取統一後﹐台灣對整個中國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維持現狀以待和平統一的條件成熟。
　中國統一不是沒有時間表﹐中國和平統一的時間表就是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又豈能沒有統一時間表呢？　　　　　　　　　　　　　　　　□

丘宏達教授錯了－－評丘作《論中共對台灣地震災害的表現》

【《海峽評論》1999年11月號107期】
証嚴法師被「政治偵防」
　十月四日﹐丘宏達教授在《聯合報》發表《論中共對台灣地震災害的表現》﹐文中維護中華民國立場（不是「兩國論」）﹐是為其擔任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盡忠職守的表現﹐應予尊重。但是﹐文中涉及一些似是而非之處﹐為了促進兩岸人民之善意和交流﹐就不能不有所澄清﹐尤其丘教授是國際知名學者﹐居然誤信「中央社」為挑撥兩岸人民感情而製造的謠言﹐就有失丘教授治學嚴謹之學術品質了。
　丘教授在文章中說﹕「在去年中共發生水災之前﹐大陸有災﹐台灣同胞均踴躍捐輸（包括在海外的台灣同胞）﹐金額達四千多萬美元﹐在大陸的台商也是一樣關心大陸災情。但中共是如何回報的呢？」
　丘教授可能記憶不起才說「在去年中共發生水災之前﹐大陸有災」﹐其實是指一九九一年的長江大水。確實是台胞踴躍捐輸﹐但那是民間﹐而不是官方﹐丘教授是國統會委員﹐可以去查問一下陸委會﹐當時台灣紅十字會和海基會的大陸水災捐款是多少。九一年的台灣民間捐輸﹐尤其是一些宗教團體﹐慈濟功德會還派人去災區重建﹐實在表現了台灣人民對大陸同胞「血濃於水」的偉大同胞愛。
　但是﹐台灣當局又是如何對待台灣人民「血濃於水」的同胞愛﹐根據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三日《聯合晚報》的透露﹐熱心於救助大陸水災的台灣民間宗教團體領袖﹐淨心?星雲?証嚴?惟覺﹐全部被列為調查局「二二二專案」的「政治偵防」。所以﹐去年（九八年）大陸再度大水﹐台灣民間宗教團體無人再敢發動賑災﹐只有一些「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統派團體。例如﹐中國統一聯盟?新同盟會?和統會對大陸水災做出少數捐款而已。民間也有人做一些零星救災捐款﹐還被《自由時報》發起攻訐為「賣台」?「台奸」。
海基會拒絕聯合國國際救援
　丘教授的文章中還說到──「目前台灣地區除人員傷亡外﹐損失至少高達台幣一千億以上（約合三十多億美元）﹐早在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中共對台的葉劍英九點和平統一建議中說﹐台灣地區經濟發生困難時﹐中共的『中央』政府願意支持﹐現在中共能放開心胸立刻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磋商提供三十億美元給台灣度過困境嗎？」
　但是﹐事實的情況如何？首先﹐台灣當局除了接受大陸紅十字會的美金的捐款外﹐卻拒絕了大陸其他的一切救援﹔其次也拒絕了大陸要啟動聯合國國際救援的行動。十月四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說﹕
　九月二十一日﹐我國台灣地區發生百年罕遇的強烈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地震發生當天﹐國家主席江澤民即對台灣受災同胞表示親切慰問﹐對遇難同胞表示沈痛哀悼﹐表示願為減輕地震災害損失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中央政府及各界迅速作出反應﹐採取各種措施對台灣的救災工作提供了幫助。
　國際社會對台灣大地震也極為關注﹐紛紛以發表談話?向中國政府發函致電等方式﹐表達對受災台灣同胞的慰問﹐表示願意提供救災協助。日本?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等近二十個國家迅速派出救援隊前往台灣受災地區參加搜救工作﹔一些國家及國際組織也紛紛捐款捐物。世界各地華人?華僑也表示慰問﹐並捐款捐物。我們對國際上通過適當渠道進行的救援行動表示歡迎和感謝﹐並一直盡可能提供了方便。
　為減輕台灣地區地震災害並緩解受災同胞的困難﹐中國政府曾考慮通過聯合國啟動國際救援行動﹐以使台灣受震地區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聯合國作為政府間國際組織﹐只能也必須按照其有關規定行為﹐在涉及其成員國救災事務時須與主權國家政府協商並徵得其同意。為能有效地提供援助﹐中國政府通過海協於九月二十四日致函台灣海基會詢問台灣的需要。我方從海基會得到的答覆是無此需要。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遂向聯合國表示﹐目前無需啟動國際救援行動。聯合國表示將根據有關規定按中國政府的要求行事。儘管聯合國沒有啟動救援行動﹐這並不影響國際社會通過適當渠道對台灣地震災區提供援助。目前情況表明﹐國際社會向台灣地區開展救災行動?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是有效的﹐也是暢通的。中國政府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就有關救援事宜進行協調。（新華社十月四日北京電）
　大陸對這次台灣賑災﹐完全是「熱臉貼冷屁股」。我們完全同意丘教授的建議﹐大陸可以去幫助台灣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磋商提供三十億美金度過難關﹐但是﹐丘教授的話﹐代表李登輝政府嗎？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認為﹐大陸該啟動的聯合國國際救援還是應該啟動﹐不必理會台灣當局的拒絕﹐應該相信丘教授的建議是具有深遠的善意的。
中止兩岸敵對狀態
　在丘教授的文章中還指責﹕「中共捐款救災只有十萬美元﹐而中共連收買聖露西亞這種小國（面積六一六平方公里﹐人口約十五萬人）與其建交﹐都可以先給一百萬美元﹐爾後再分年給幾百萬美元﹐這像自稱是世界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的表現嗎？」
　我們完全同意丘教授對中共的指責﹐並一向主張兩岸應該「外交休兵」﹐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兩岸外交競爭﹐不知虛擲多少兩岸中國人的血汗錢﹐甚至出賣國家民族的權益。大地震後﹐台灣也有人建議應該停止三億美元對科索沃的援助﹐但是﹐總統府斷然否認。
　丘教授嫌大陸紅十字會捐款太少的文章發表後﹐大陸果然從善如流。
　十月十一日﹐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顧英奇致函台灣紅十字組織負責人徐亨先生﹐表示中國紅十字會已再次匯出救災款二十萬美元﹐並已準備好台灣救災急需物資（包括帳篷?被服?血漿及相關藥品）﹐組成了防疫?康復醫療專家隊伍﹐希望台灣紅十字組織協助溝通赴台事宜﹐並希望與台灣紅十字組織的人員會晤﹐共商救災後續事宜。
　十二日晚﹐台灣紅十字組織回函捐贈二十萬美元救災款表示「非常感謝」﹐「致最高之敬意」。另對提供救災物資和防疫?康復醫療專家隊伍事﹐來函稱「目前有關災區實物救援工作已告一段落」﹐目前尚無「疫情」﹐表示目前不需要﹐「以後有所需」﹐「再作研商」。 （《人民日報》海外版十月十五日）
　十月二十日，大陸紅十字會再匯出五十萬美元到台灣。
　另外﹐還有一點丘教授對中共的建議是我們完全同意的﹐那就是「中共可以立刻做到的事﹐是宣佈中止對台敵對狀態﹐而且是向全世界的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做正式宣告﹐這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可以將軍費節省一半﹐從事救災及復建的工作。」
　我們知道丘教授是反對「兩國論」的﹐中止「敵對狀態」也是需要談判的﹐所以﹐我們強烈呼籲中共當局應該對外宣佈﹐台灣當局在收回「兩國論」後﹐立即展開兩岸談判﹐中止敵對狀態。
　但是﹐這不正是《江八點》中所提議的﹐兩岸在統一之前﹐根據「一個中國」原則結束敵對狀態嗎？本來今年十月間汪道涵要來台訪問﹐不也就是希望能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結束敵對狀態嗎？不過﹐李登輝卻又拋出「兩國論」﹐阻止了汪道涵的來訪。不也就是因為如此﹐丘教授還寫過幾篇文章反對「兩國論」嗎？
中央社造俄救援隊的謠
　我們唯一一點礙難贊同丘教授的﹐是他在文章中所說﹕「此次地震發生後﹐與中共有邦交的俄羅斯聯邦（前蘇聯）立刻派出救援隊（俄國對救地震災害很有經驗）到台灣﹐但中共竟然不准俄國飛機經過大陸到中共自稱主權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俄國飛機只好飛到雅庫次克﹐再經東京轉來台北﹐因此延誤了十二小時（如此飛法俄機所載油料不足﹐大費周章﹐如直飛來台北就沒有這個問題）。而地震之後﹐如不能及時將傷者救出﹐死亡數目會因此大增。中共這樣做﹐還有良心嗎？在台灣的中國人民還願與這樣一個沒有良心的執政者主持的政權統一嗎？」
　這則新聞首先來自中央社莫斯科九月二十三日的電訊﹐但這則新聞台灣的兩大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未敢貿然採用。二十四日﹐《自由時報》刊出如次﹕
　〔中央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俄羅斯《今日報》今天在三版頭題以「政治天災──俄羅斯給台灣的救援﹐因北京與台北的對抗而整整延遲十二小時」為題﹐報導此一相關新聞。
　新聞指出﹐由於中共不提供「空中走廊」﹐使得俄羅斯的救援飛機伊留申－七六必須在尹爾庫斯克與伯力加油﹐整個飛行時間長逾十八小時﹐新聞並引述俄羅斯外交部與緊急狀況部的說法指出﹐他們主要目的是救人﹐在分秒必爭的救援行動中﹐過長的政治判斷是沒有必要的。
　新聞說﹐俄羅斯緊急狀況部在得知台灣發生地震的消息﹐立即報告聯邦政府向聯合國轉達俄羅斯要前往台灣救援的意願﹐以過去俄羅斯緊急救援土耳其?希臘的經驗﹐此次救援台灣談判卻長達十小時。
　對中共不提供「空中走廊」而拖延救援一事﹐已引起此間台商與留學生的強烈反彈。一位旅俄台商指出﹐台灣發生地震引起全世界的關切﹐各國紛紛提供各項救援行動﹐中共媒體雖然口頭表示關心台灣災情﹐私底下卻是阻撓動作頻頻。
　二十五日﹐《中國時報》刊出特派員謝孟儒二十四日的北京專電謂﹐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金成特別澄清﹕「所謂俄羅斯紅十字會的救援專機被迫繞過中國大陸的領空『純屬謠言』。」
　但是﹐「中央社」仍不死心﹐又有莫斯科十月二日電云﹕
　這次俄羅斯救援隊等候十四小時﹐希望獲得中國同意經中國大陸領空飛往台灣﹐最後仍未成功﹐被迫繞經日本走所謂的「胡志明走廊」﹐即前蘇聯對北越空運物資的路線。
　俄羅斯救援隊員昨晚在感謝餐會中講出這段經過﹐他們說﹐根據他們的儀器偵測﹐很快掌握到台灣發生非同小可的地震﹐立即就有前往救援的計畫﹐沒想到卻因政治問題耽誤時間﹐這次到台灣沒能救出活人﹐是救援行動的最大遺憾。
　救援飛機走「胡志明走廊」一事﹐俄羅斯《今日報》的隨隊採訪記者伊琳娜﹐九月三十日在其台灣震災的專題報導中也就此進行深入報導。據悉﹐在五○年代初期﹐中國與蘇聯交惡﹐蘇聯支持北越物資都是繞經日本。這條空中運輸路線就稱為「胡志明走廊」。（《自由時報》﹐十月三日）
因等台灣同意才誤時的
　看到「中央社」的新聞﹐台灣人民莫不悲憤填膺﹐未採用中央社電訊的《中國時報》亦派駐莫斯科特派員包理述查証此事﹐其情況如次﹕
　針對有報導說﹐「中共不允許俄羅斯救援團飛越中共領空﹐延誤了救援團體來台進行救難工作的時效」。俄國救難隊副隊長博雷科說﹐這是報導無中生有。根據規定﹐俄國救難隊收到通知之後﹐三十分鐘內應該出發赴災區﹐當時﹐俄國專機根本也不打算利用中國大陸的「空中走廊」﹐一開始要飛莫斯科─新西伯利亞─海參崴─日本領空─台灣的航線﹕救難隊是因等台灣方面同意等了好久。因此才耽誤了時間。不過﹐這是完全正常的﹐因為災情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預見性﹐政府需要時間來了解情況。然後才決定需不需要國際援助﹐上次俄國救難隊要赴土耳其救災﹐也差不多等了這麼多時間。（《中國時報》十月三日）
　在長期隱忍之後﹐十月十六日﹐「海協會」的官方上級單位「中台辦」和「國台辦」也發言了。據十七日《中國時報》云﹕
　據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台灣地震發生後﹐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立即發表談話慰問台灣民眾﹐並表示願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中共有關方面也先後提供兩批三十萬美元的現金援助﹐並組織由醫護人員組成的救護隊和數百人的救災搶險隊﹐準備赴台﹐但卻受到台灣有些人的阻撓及抹黑。
　中共宣稱﹐台灣有人敵視大陸﹐一方面阻撓大陸救災人員和物資赴台﹐另一方面﹐有意歪曲事實﹐製造謠言﹐誤導輿論。
　對於外電報導中共曾阻撓俄羅斯等國的救難專機飛越領空一事﹔中共台辦辯稱﹐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救援行動一直持積極態度﹐對有關國家的救災飛機要求經過領空運送救災物資和人員去台﹐都予批准﹔國際社會的「民間」救援行動一直在台灣正常開展。
　中共台辦宣稱﹐由於中共是以抗震救災的大局為重。因此﹐「對台灣一些人的破壞行動保持了極大的克制並不願作出反應」。
誰阻擋了大陸救援隊來台
　到十月二十一日﹐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朱祖壽在記者會上﹐有了更全面的說明。九月二十一日﹐俄方提出過境要求﹐在緊急協調後﹐「幾小時之內」﹐即為飛機安排航線和調度工作﹐並批准申請。後俄方未再聯絡﹐事後方知俄方已繞境抵台。（《人民日報》海外版，十月二十二日）
　合理的判斷﹐（一）俄方除了向大陸申請過境外﹐也必定向台灣申請入境。（二）俄方已向大陸申請過境﹐當然有過境之意。（三）結果俄機繞道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大陸拒絕﹐一是台灣拒絕。（四）除非大陸說謊，現在大陸已聲明批准同意﹐剩下的可能就是台灣不願兩岸直航﹐而建議俄方繞道的。
　不論俄機繞道的真相責任落在何方？丘教授認為耽誤了救援隊十二小時﹐「中共這樣做﹐還有良心嗎？」但是耽誤大陸救援隊四十天﹐就有良心嗎？耽誤大陸救援隊四十天的可是台灣當局﹐賴也賴不掉的﹐丘教授又要怎麼說呢？丘教授的評論公平嗎？大陸同胞看了能心服嗎？
　可見﹐俄羅斯救援隊之事﹐又是一派台灣當局在當年所製造的《南海血書》﹐是為了挑撥兩岸人民感情所製造出來的謠言。此事真相﹐丘教授只須打個電話向俄羅斯外交部或中華民國外交部查証即可知曉﹐但是﹐丘教授卻一味相信中央社﹐而做了挑撥兩岸人民感情的幫凶﹐這難道不是有傷丘教授之明嗎？如此製造惡意的謠言﹐這又如何中止兩岸「敵對狀態」呢？　　　□

「震災」與「政災」－－評兩岸的地震「口水戰」

【《海峽評論》1999年11月號107期】
牽動中國人的心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台灣發生大地震。北京當局這次反應十分迅速﹐把正在批「兩國論」的砲口﹐及時轉向大地震﹐二十一日當天江澤民即公開表示慰問?關切﹐並願「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新華社」正式的電文如次﹕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表示慰問。江澤民主席指出﹕今天凌晨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造成台灣同胞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我們對這一重大災情表示極為關切﹐對受災同胞表示親切慰問﹐對遇難同胞表示沈痛哀悼。兩岸同胞骨肉相連﹐台灣同胞的災難和痛苦牽動著全體中國人的心。我們願為減輕地震災害損失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國務院台辦也立刻在當天做出了決定和措施﹐據新華社正式電文如次﹕
　「在獲悉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今日發出《關於向各地台胞表示慰問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台辦利用各種方式向在當地投資?經商?求學?旅遊?開展交流活動的台灣同胞（包括台商）表達對他們在台親屬?公司人員有無傷亡及財產損失情況的極大關切並轉達誠摯的慰問。如台灣同胞提出返台要求﹐《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台辦要協調有關部門盡快提供方便。」
　另外﹐一些涉台單位﹐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台盟中央?全國台聯?中國致公黨?統促會等則致函中國統一聯盟﹐在上海的汪道涵也都公開表示對震災災民的慰問和關切。
　尤其是人道救難團體和地震研究單位立刻做出了及時的反應措施﹐大陸紅十字會總會二十一日在致台灣紅十字會組織的慰問函中表示﹐將向台灣地震災區同胞提供十萬美元的救災款及五十萬元人民幣的救災物資﹐用於災區的緊急救援。副會長顧英奇還表示﹐「我會願向受災同胞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請進一步通報受災情況﹐並提供所需援助資料。」
　大陸許多地震專家二十一日凌晨聞訊即趕赴工作崗位﹐緊急開展各項地震測報分析工作﹐希望能為島內同胞的震後救災工作提供支援。根據「新華社」二十一日電文﹐大陸地震專家及時測出台灣大地震是七．六級﹐並且判斷出深度淺?餘震強而頻繁的特點。海峽兩岸地震科技交流中心主任何永年二十一日晨即向台灣同行發出慰問信﹐並且表示「如果有需要﹐祖國大陸可派出專家組協同台灣同行開展監視餘震序列工作」﹐及「必要時可提供技術支援」。大陸的地震科技相當有名﹐救災及災後重建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唐山大地震在未有外援的情況下﹐大陸重建唐山﹐舉世聞名﹐遠勝於日本的「阪神經驗」。
　有了江澤民的表態後﹐二十二日﹐全國各地各單位紛紛表態﹐除了向各地大陸台商?台胞慰問外﹐在行政措施上﹐各地台辦和政府立即給予返鄉台胞「綠色通道」。由於地震而通信路線中斷﹐音訊全無﹐福建無線電運動協會二十二日即動員起來﹐架設「應急通訊網」為台胞服務。
北大校園展開募捐
　二十二日﹐中國紅十字總會透露﹐將隨時派工作組赴台灣災區。有關官員說﹕「我們現在正在跟台灣紅十字組織聯繫﹐考慮派工作組赴台﹐參加救助工作。組團工作除中國紅十字總會外﹐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聯合會的救災官員也將參與。」我們將竭盡全力為台灣同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他們需要什麼﹐我們就會盡力提供什麼。「有關救援物資已經由福建等東南沿海各省紅十字會展開緊急採購﹐隨時準備調運抵台。」
　台灣地震當日﹐大陸紅十字會秘書長孫愛明和十四位同事堅守在辦公室﹐直至深夜。常務副會長顧英奇和副會長王立忠利用電話處理和指揮工作。二十二日一早﹐社會各界人士的諮詢電話就絡繹不絕﹐詢問如何向台灣同胞提供援助。北京大學一學生打電話給紅十字會﹐告知將在校園內展開募捐活動。北京帆布廠廠長吉旭東在電話中說﹐願意提供各種不同規格的救災帳篷。另有一些企業和個人經電話諮詢後表示要捐資捐物。
　因為還沒有接到台灣方面的正式回應﹐二十二日﹐大陸紅十字會通宵達旦二十四小時值班。
　二十三日﹐海協會再次致函海基會﹐由於台灣紅十字會未能函覆大陸紅十字會﹐只好請海基會為大陸賑濟台灣災民提供協助。
　函中說﹕「我會九月二十一日『對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表示慰問事』函諒悉。本會受權通告貴會﹐祖國大陸方面對台灣地震災區的賑災援助工作已全面展開﹐並由中國紅十字總會具體實施。」
　函中還說﹐現有如下緊急事項﹐請海基會協調﹕一?祖國大陸方面將派出地震專家和救災專家組成的救災搶險小組﹔二?將派出由創傷外科專家?護理人員組成的救護小組協助現場救助﹔三?提供新型快裝式彩板房?衣被帳篷等救災物資發往台灣地區﹔四?祖國大陸同胞對台灣受災同胞高度關切﹐紛紛捐款捐物﹐要求轉贈台灣受災同胞。為使上述救援資金?物資及人員及時進入台灣﹐請海基會協調有關方面提供方便﹐並速回復海協。
　大陸紅十字會二十二日夜﹐雖通宵守候﹐還是未能收到台灣紅十字會回函。二十三日﹐除由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外﹐大陸紅十字會並向社會大眾公佈為台灣救災的捐款帳號如次﹕
　人民幣帳號﹕一四四一三二一五五
　開戶行﹕中國工商銀行北京支行東四南分理處
　戶名﹕中國紅十字會總會
　外匯帳號（美元）﹕○○○三四四○八二四一○一四
　開戶行﹕中國銀行總行營業部
　戶名﹕中國紅十字會總會
謝謝，請轉告「不用了」。
　九月二十二日﹐台灣的主要媒體也都刊出了江澤民?國台辦?海基會?紅十字會及汪道涵向台灣災民慰問的消息﹐陸委會主委蘇起也在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時表示﹕「感謝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台灣大地震的關切﹐願意提供人道援助﹐這是兩岸關係好的開始﹐希望藉由這次兩岸人民的互助﹐能共同努力創造穩定和平的兩岸關係﹐儘快恢復正常化的協商管道﹐過去大陸也曾發生多次地震與水災﹐我方透過紅十字會提供人道援助﹐例如上次長江大水患﹐我方共捐助了大陸四千萬美元解決災情﹐但這些都沒有得到大陸方面善意的回應﹐相較之下﹐這次江澤民善意表態是個好的開始。」（《聯合報》九月二十二日）
　大陸紅十字會苦候台灣回音未獲﹐海協會的來函倒是很快收到了回音﹐據《中國時報》報導﹕「大陸海協會昨日緊急致函海基會﹐表示該會『已經由大陸官方授權正式詢問貴會﹐台灣方面是否需要通過我方要求聯合國對台灣地震災區啟動國際救援行動』。陸委會隨即授權海基會函復海協會﹐『謝謝。請轉告﹕「不用了」。』這是海基會成立九年以來﹐最簡短的一封電傳函件。蘇起強調﹐現階段大陸政策的基本作法就是『時鷹時鴿』﹐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你對我善意﹐我也會善意回報。如同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日前對台灣地震災情發表善意的人道關懷。陸委會一天都不浪費﹐隨即回應表示感謝﹐但大陸外交部門相關官員近日對台灣災情所發表的諸多不當言行﹐令人感到遺憾。」（九月二十五日）
　大陸外交部門對台灣災情所發表的「諸多不當言行」﹐據稱﹕「包括策動聯合國發言關切『中國台灣省』災情﹐主動向國際社會的援助『表示感謝』﹐並希望主導啟動聯合國的國際救援行動。」
　在中國統一之前﹐兩岸外交事涉國家主權﹐本來就是解不開的「零和遊戲」﹐大陸要動員聯合國的國際救援﹐除了「中國台灣省」的立場外﹐難道能以「他國台灣省」的立場來動員聯合國的國際救援嗎？台灣當局以往不也是說「我國大陸地區」﹐「我國大陸國土？嗎」又﹐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之領土主權範圍本來就包括台灣在內﹐雖然台灣當局不同意以大陸政府為全中國（包含台灣）之代表﹐但是﹐台灣人民亦應享有聯合國救援之權利。基於目前的兩岸關係和國際政治﹐陸委會拒絕聯合國的國際救援﹐我們能理解﹐但這是政治考量﹐不是人道考量。實際上﹐大陸外交部門並沒有反對（反而是同意）與大陸有邦交的聯合國會員國對台灣的救援﹐台灣也沒有拒絕這些沒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無邦交國的救援。
俄羅斯救援隊事件
　雖然台灣當局連大陸的救援都拒絕了﹐但中國紅十字會秘書長孫愛民還是說﹐對台灣地區的災情﹐中國紅十字會深表關切﹐並遵照人道主義的宗旨和國際紅十字運動人道?統一?中立等七項原則﹐積極主動地開展賑災工作﹐急切盼望能夠盡快展開有效的救援工作﹐使台灣同胞得到切實的安置。他說﹐雖然台灣紅十字組織來函表示暫不需要人員?物資援助﹐中國紅十字會仍將繼續關注台灣地震的情況﹐積極主動地做好援助台胞的工作。海峽兩岸地震科技交流中心主任何永年也表示﹐祖國大陸地震界殷切希望能派出專家組﹐與台灣同行合作做好餘震序列監視工作﹐為震後救災提供支援。中國救災協會負責人李本公也表示﹐中國救災協會和各地救災團體願意竭盡全力對台灣地震災區進行人道主義援助。（新華社北京九月二十四日電）
　台灣當局為了政治考量﹐拒絕了由大陸動員聯合國的國際救援﹐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台灣當局在災區最需要救援的時候﹐竟然連大陸同胞捐輸的物資和一些搶險專家?地震專家?醫護人員?防疫專家也拒絕了。這樣的政治考量﹐又置台灣災民於何地﹐如果大陸搶險隊能及時趕到﹐災區的傷亡人數或許可以減少一些罷。多一些大陸的快裝式彩板房﹐現在許多還在睡帳篷或睡操場的災民也多一些人可以有簡易的房屋以避風雨罷。這樣的政治考量﹐已超出了人道考量的範圍﹐能不令人遺憾嗎？
　遺憾也罷。台灣當局還經常假借事端挑撥台灣人民的感情﹐九五年有「千島湖事件」﹐九八年有「林滴娟事件」。台灣當局在遣返大陸偷渡客時﹐以非人道待遇悶死幾十個人不說﹐而將一些普通的治安問題渲染成政治問題﹐罹難的千島湖台灣遊客和林滴娟﹐都變成被大陸謀害﹐而喚醒敵愾同仇的「台灣意識」的民族英雄了。
　在這次大地震中﹐又重施故技﹐《中央社》竟於九月二十三日和十月二日﹐假借「莫斯科電」﹐兩次捏造大陸干擾俄羅斯救援隊赴台延遲十二小時的謠言。幸好這個謠言最後被《中國時報》駐莫斯科特派員包理述揭破。
　為了澄清台灣方面的「誤會」和「中央社」的謠言﹐海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金成只得在九月二十四日召開了一次記者會﹐婉轉的說明了大陸救援隊被拒及俄羅斯救援隊被阻之謠言。但是﹐兩岸「口水戰」還是中止不了。十月十六日﹐大陸中台辦和國台辦發言人不能不出來發表談話﹕
　「發言人說﹐台灣地區發生『九二一』強烈地震後﹐台灣同胞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痛苦﹐牽動了祖國大陸同胞的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立即發表談話﹐對台灣同胞表示親切慰問﹐對死難的台灣同胞表示沈痛哀悼﹐並表示願為台灣同胞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拒絕了「血濃與水」「骨肉相連」
　祖國大陸各界以各種形式表達對台灣同胞的關切之情﹐積極參加救災行動。祖國大陸有關方面已經先後提供了兩批三十萬美元（按十月二十日再匯五十萬美元給台灣紅十字會）的現金援助﹐迅速組織了數支由具有精湛醫術和豐富經驗的醫護人員組成的救護隊﹐成立了高水平的地震專家團和數百人的救災搶險隊﹐並多方籌集救災物資﹐隨時準備赴台救援。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主動就救災事宜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聯繫﹐表達有關方面的救助意願。這一切﹐充分體現了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
　發言人說﹐就在海峽兩岸本應共赴時艱的關頭﹐台灣有人繼續頑固地敵視祖國大陸﹐一方面無視祖國大陸捐款救災的行動﹐阻撓祖國大陸救災人員和物資赴台﹐千方百計企圖削弱兩岸同胞的血肉情誼﹔另一方面﹐有意歪曲事實﹐製造謠言﹐誤導輿論。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救援行動一直持積極態度﹐對有關國家的救災飛機要求經過中國領空運送救災物資和人員去台都予批准。國際社會的民間救援行動一直在台灣正常開展。出於對台灣同胞所受傷痛的滿腔同情﹐並以抗震救災的大局為重﹐我們對台灣一些人的破壞行動保持了極大的克制﹐並不願作出反應。
　發言人指出﹐祖國大陸同胞為台灣抗震救災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是抹殺不了的。兩岸同胞骨肉相連﹐休戚與共﹐血濃於水的親情是任何人也割不斷的。不管台灣當局今後做什麼﹐怎麼做﹐祖國大陸都將一如既往地為台灣同胞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我們還將把匯集的祖國大陸同胞的救災捐款繼續匯往台灣。祖國大陸救災人員和台灣同胞急需的救災物資﹐我們早已準備妥當。如台灣當局同意﹐可以立即啟動。我們奉勸台灣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力量用在加強抗震救災上﹐企圖靠造謠中傷祖國大陸支援台灣地區抗災的誠意﹐來轉移台灣同胞對當局的救災行動不力的不滿﹐是不能得逞的。」（新華社北京十月十六日電）
　參加九月二十四日張金成記者會的《中國時報》記者謝孟儒﹐也記下了他的現場觀察和感慨。他說﹕
　「事實上﹐除了張金成等人有怪罪台灣之意﹐從現場大陸記者的發問﹐不難看出﹐他們也對台灣『只拿錢﹐不讓救災人員和物資進去』的作法不以為然。可想而知﹐他們寫出的報導會是怎樣的態度。
　結果﹐台灣正怪罪北京這邊把政治介入人道救援﹐大陸人民可能也不了解台灣為何要以政治設下人為障礙﹐阻絕大陸對「血濃於水?骨肉相連」同胞的好意。於是﹐相互怪罪﹐既傷感情﹐又於事無補。
　這真的是件令人難過的事﹐由於兩岸的政治紛爭﹐彼此連最起碼的互信都沒有﹐凡事用『陰謀論』看﹐結果連人道救援都被捲進去。
　從海協會今天迅速否認俄羅斯航機被迫繞道﹐並發函詢問是否要透過聯合國發動國際救援﹐可以看出北京這邊對台灣的輿論報導是掌握得很清楚。不過﹐北京到底能否掌握?台灣其實最在意的東西是什麼？」（九月二十五日）
中國人的智慧呢
　「台灣其實最在意的東西是什麼？」說穿了﹐就是「台灣主權獨立」和「兩國論」嘛！為了虛假的?不存在的「台灣主權獨立」和「兩國論」﹐台灣當局就要挑撥兩岸人民怒目相向﹐甚至拔刀相向﹐骨肉相殘嗎？
　「中原代有才人出﹐各擾生民數十年」﹐李登輝和蘇起?胡志強等人﹐尤其是《中央社》的造謠﹐能不為台灣二千二百萬人﹐甚至兩岸中華民族想一想嗎？台灣人民難道也只能永遠這樣被愚弄和被玩弄下去嗎？兩岸外交雖是「零和遊戲」﹐難道以中國人的智慧就解不開這個結嗎？　　　　　　　　　　　　　　　　□

五十年來家國－－只有祖國的再統一才是真正的國慶日

【《海峽評論》1999年10月號106期】
　五十年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意氣風發的在天安門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中華民國政府則黯然退居台灣。李後主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從此祖國分裂為海峽兩岸﹐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大慶﹐身處台灣的中國人﹐不能不心有所感。
　回顧歷史﹐工業革命後﹐中國落後於歐洲﹐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強陵夷﹐「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洋槍大砲下﹐中國不能不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中國農業社會本是「匱乏經濟」﹐一般農民穰歲或免於飢寒﹐凶歲則難免為餓殍﹐大量的戰敗賠款最後還是轉嫁到廣大農民的身上﹐農民當然民不聊生﹐或鋌而走險﹐破產的農民或淪為土匪流寇﹐或成為軍閥內戰的兵源﹐或名之為革命。革命內戰﹐國家動盪﹐當然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無力對外﹐就更喪權辱國?割地賠款。
　在列強陵夷下﹐中國賠款賠到沒有錢就借﹐借到沒有錢借就押﹐礦權抵押?路權抵押?連海關也押。以甲午一戰的中國賠款而言﹐二萬萬兩再加還遼的三千六百萬兩﹐由於日本逼款﹐只得向國際銀行貸款﹐整個本息還完﹐中國一共付出六萬萬兩。當年大清帝國的歲收不過八千萬兩﹐那是中國七年半的歲收啊！在列強的掠奪下﹐使得原本已經落後的中國﹐更落入貧窮落後的深淵﹐我華冑後裔整個陷入了豆剖瓜分﹐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
　在這中國存亡危機之際﹐多少仁人志士奮起救亡圖存﹐但卻屢起屢仆﹐欲振乏力。有康梁變法﹐然又有戊戌政變﹔有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又有軍閥割據﹐混戰不已﹔雖有北伐成功﹐中國統一﹐卻有國共黨爭﹐同室操戈﹔雖有抗戰勝利﹐台灣光復﹐但內戰又起﹐國民黨退居台灣。五○年韓戰﹐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遂分裂至今。
　五十年來﹐兩岸都走了一些彎路和錯路﹐但也都有了一定的成就。
　要檢討五十年來大陸發展的歷史﹐就必須「是歷史的還給歷史」。
　經過了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再加上一百年的帝國主義的壓榨和剝削﹐中國是一片殘破﹐民不聊生。剛成立的政權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國防的問題﹐一個是糧食的問題。人民解放軍跨不過美國第七艦隊﹐「解放台灣」已成一句口號﹐但卻不能排除美國支持的國民黨隨時可能反攻大陸。糧食是要解決飢餓的問題﹐「民以食為天」﹐中國歷史那一個王朝不是毀滅於農民飢餓的怒火？
　在社會解體?經濟破產的戰後中國﹐從「土改」到「集體農場」?「人民公社」﹐中共從地主手中奪取了土地﹐以公有制強制實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這也許實現了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均貧富﹐分田地」的口號﹐讓廣大農民在極端生產落後的情形下﹐免於餓殍而生活於「均貧」之中。今天中國農民猶懷念毛澤東﹐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這種「均貧」的公有制﹐和「永嘉之亂」?「天寶之亂」後恢復的公田制一樣﹐能救濟於一時﹐終於不能成功。中國農村的佃租私田制﹐必須依賴新的生產力突破才能發展﹐而不能以公田制來突破發展的。
　在「文革」期間的中國農村﹐也要以意識型態的迷信去剷「資本主義的苗」﹐去剪「資本主義的尾巴」。中國的農業經濟終於不能維持和發展。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在「均貧」的公有制下﹐除了五九到六一年的「三年天災」﹐據說餓死了三千萬人外﹐中國的農村未再出現傳統的流寇土匪﹐雖不見得能「道不拾遺」﹐但也「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中國的人口也從四億五千萬暴增到「十億神州盡舜堯」。
　科學的落後﹐致使中國在「洋槍大砲﹐船堅砲利」上落後﹐這是近代中國人的最痛。但在「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下﹐中國科學家發揮了極致的愛國主義精神﹐甚至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國科學家﹐萬里赴戎機﹐千辛萬苦﹐排除困難﹐奔赴祖國﹐隱姓埋名﹐堅苦卓絕﹐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到發展出今日的「兩彈一星」﹐建立了捍衛祖國的現代化鋼鐵長城。「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九一八」?「七七抗戰」﹐俱往矣﹐中國人再也不容許列強帝國主義蹂躪自己的祖國母親了。
　「兩彈一星」不僅標示著中國建立了自主的國防力量﹐也標示著中國建立了自主的高科技系統﹐徹底迎來了五四時代渴望的「賽先生」。並且﹐「兩彈一星」也標示著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打下了自立自主的科技基礎。
　再回顧五○年代韓戰﹐六○年代越戰﹐七○年代蘇聯「百萬雄兵壓境」﹐又那一天給中國喘息過。終於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解除了沿海的軍事威脅﹐中共也同時宣佈開放沿海城市的經濟改革﹔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赴北京簽訂《中蘇聯合公報》﹐中共即時宣佈開放沿邊的貿易﹔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中共亦宣佈「全方位」開放改革。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以二位數字上升﹐而讓外國經濟學家驚呼﹕「中國是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也讓國際反華勢力驚呼﹕「黃禍的來到」及「中國威脅論」。
　如果我們不捂著眼睛﹐不昧著良心﹐讓我們比較印度?巴西?印尼?秘魯?阿根廷﹐甚至俄羅斯這些第三世界的大國﹐今天的中國難道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奇蹟」嗎？讓我們再比較歷史﹐今天中國的富庶﹐難道不是中國有史以來未有之盛世嗎？
　但歷史也不允許我們忘記﹐「文化大革命」帶來民族的十年浩劫。
　以台灣而論﹐光復不久﹐一九四七年即發生「二二八事件」﹐讓台灣同胞歡迎光復的熱情﹐從沸點跌到冰點。一九四九年宣佈戒嚴﹐從此進入「白色恐怖」﹐大量屠殺和關押「二二八事件」後失望於白色祖國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的愛國台胞。於是﹐國民黨與日據時代以來台胞愛國主義傳統決裂﹐而將政權的社會基礎建立在投機的日據時代皇民化階級上。
　韓戰後﹐簽訂《中美協防條約》﹐台灣被編入美蘇冷戰體系﹐成為美國遠東圍堵政策的「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中央環節」﹐蔣介石也逐漸放棄「反攻大陸」的政策而代之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兩岸關係則被架構成冷戰與內戰的雙重體制。內戰因冷戰而得以暫時的和平。
　一九五二年﹐美國在《舊金山和約》炮製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一面阻擋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一面也顛覆了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的正當性。而為國共兩黨共同反對。斯時﹐美國漸形成「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之戰略。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毛澤東破壞了美國壓迫蔣介石從外島撤軍﹔也破壞了美國要將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台灣等於《舊金山和約》之地位未定的企圖。
　蔣介石來到台灣﹐首先以南京運來的國庫黃金﹐穩定台灣幣值﹐再痛定思痛﹐鑑於大陸政權的失敗﹐除了戒嚴的高壓「白色恐怖」統治外﹐開始解決台灣農民問題﹐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傳統中國的農村土地問題得以解決﹐而使得在日據時期曾經蓬勃發展的台灣農民運動消弭於無形。
　美國亦有鑑於戰後各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警覺到「貧窮是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除了軍事協防外﹐開始對台經濟援助﹐而有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建設。經六○年代到八○年代﹐雖然兩岸仍然軍事對峙﹐但基本上﹐已是「台海無戰事」﹐台灣先於大陸﹐首先創造了中國人的「經濟奇蹟」。
　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一直扮演著中國勢力與外來勢力角逐的角色﹔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台灣重歸中國版圖﹔甲午戰敗﹐台灣割讓﹔抗戰勝利﹐台灣光復﹔韓戰時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分裂至今。
　美國最高的遠東戰略目標是「以共制蘇」﹐所以﹐四九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之際﹐仍不敢貿然支持台灣獨立﹐深恐迫使中共進一步倒向蘇聯﹐但卻利用蔣介石並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來牽制中共。
　唯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共從「口水戰」而兵戎相見﹐美國「以共制蘇」時機成熟﹐才和中共的「反霸統一戰線」一拍即合﹐而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美國的對台政策才從「台灣地位未定論」到「一個中國」原則。
　由於台灣中小企業中產階級漸漸壯大﹐民主運動亦隨著壯大。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共同時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兩岸對峙得以緩和。故八○年代後﹐國民黨對島內的統治亦漸趨開放﹐終於在蔣經國的手裡﹐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及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開放大陸探親。而有後來台灣政治的自由民主。
　五十年來﹐台灣雖因國共內戰﹐被編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體制﹐成為圍堵中共的馬前卒﹐但也適時利用和平時機﹐努力發展經濟建設﹐並放寬人民的民主權利﹐這應該是不容抹殺的成就。所以蔣氏政權結束後﹐雖被李登輝斥之為「外來政權」﹐但人民至今猶然懷念蔣經國。
　但因為國民黨來台依賴皇民化階級為其統治的社會基礎﹐又因美國一直採取「台灣地位未定論」和「以獨制蔣」的政策﹐以致兩蔣總統的軍事統治結束後﹐一九八八年李登輝代表皇民化階級全面接掌台灣政權﹐就企圖依賴日本軍國主義右派勢力﹐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復辟「東亞共榮圈」的日本附庸國。國民黨本身則一步步的走向亡黨亡國的毀滅之途。甚至﹐在今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而準備「大格局修憲」﹐所幸在中共和美國的強力反對下被阻擋下來﹐只落得了一個被全民唾棄的國代延任自肥案。
　雖然﹐「兩國論」破壞了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但尚未能入憲修法﹐那只能是李登輝等人的違憲違法的言論。並且﹐李登輝任期所剩不多﹐一旦卸任﹐皇民化階級一代人的政治勢力也必隨之退出歷史舞台。
　兩岸分裂五十年﹐時序馬上要進入二十一世紀﹐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有能力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今天的列強也已不是過去的列強﹐今天的列強必須接受中國領土主權不可分割的「一個中國」原則了。今天中國的人民也不是過去中國的人民﹐今天兩岸的中國人民也有能力?有理性?有信心來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
　「內戰無英雄」﹐在歷史上﹐國共合作曾經完成中國的北伐統一和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只能帶來人民和民族的災難。五十年兩岸分裂﹐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也隨著上一代進入歷史而成為歷史了﹐台灣雖有李登輝皇民化階級的歷史干擾﹐但也立刻將成為過去。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中﹐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這是中共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國慶」﹔但是﹐這也是中國人的祖國分裂五十年的日子﹐這是中國人的痛﹐也是中國人的「國殤」啊﹐身為中國人一份子﹐我們不能不有發自內心深處沈痛的呼聲﹕
　只有祖國的再統一﹐才是全體中國人真正的「國慶日」！　　　　　　　　　　　　　　　　　　　　　　　　□

不可以「兩國論」阻礙救災－－《自由時報》配談人道主義嗎？

【《海峽評論》1999年10月號106期】
《自由時報》造謠
　台灣當局又在利用媒體搞鬼﹐企圖把政府救災的無能轉移目標到大陸﹐再度挑撥兩岸人民感情﹐惡化兩岸關係。
　二十四日﹐《自由時報》造謠﹐說中共阻撓俄國救援隊赴台﹐而被迫繞道。但根據《中國時報》（九月二十四日）林照真的報導﹐俄國的救援隊是有問題的﹐是「本屬於政府部門的俄羅斯救援隊」﹐「俄羅斯救援部隊乘軍機降落清泉岡軍用機場﹐在台灣還是第一次」。外國軍機載部隊經過中國領空﹐能不照會嗎？台灣允許俄國軍機降落﹐尤其是無邦交國﹐是否涉及主權問題﹐亦是有爭議的。甚至，報載，日本自衛隊在下一波災區重建的階段亦將來台。亦可見俄國和台灣當局用心之深了。俄國軍機要經過中國領空能不照會中國﹐能不經中共同意嗎？這就被《自由時報》指責為「私底下卻是阻撓動作頻頻」的「政治天災」。中共當年因為不許蘇聯軍隊出入中國﹐和蘇聯鬧翻﹐而百萬雄兵壓境。這次為了台灣天災﹐開放俄軍機過境﹐還要受台灣當局和《自由時報》的謠言和指責。《自由時報》的謠言也受到大陸海協會的駁斥。
　二十四日﹐《中國時報》還站在台灣當局的立場﹐指責中共外長唐家璇在聯合國表示﹐「我國台灣省」大地震﹐而感謝國際的援助。至今台灣仍是聯合國內中國的一省﹐唐家璇的話﹐完全是合乎聯合國憲章規定。根據聯合國憲章﹐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國代表能不感謝各國嗎？唐必須對國際感謝﹐他能為「他國台灣省」感謝各國嗎？其實唐的用詞已很考慮了﹐並沒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用「我國」。只是台灣當局不肯和大陸「我國」而發脾氣了﹐可見台灣當局是在利用國際救災搞「兩國論」﹐反而指責唐家璇站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感謝各國對台灣災民的救援。

大陸救援團最為周到
　九月二十一日﹐台灣大地震當天﹐江澤民即發表談話﹐表示慰問並願提供一切援助。《自由時報》（二十四日）也載﹐大陸擬提供的援助項目包括「地震專家和救災專家組成的救災搶險小組?創傷外科專家和護理人員組成的救護小組﹐新型快裝式彩板房和衣被帳篷等救災物資﹐以及大陸同胞捐贈的款項和物資。」老實說﹐各國派來的救難小組都只有搶救受困人員生命的部分﹐而不包括救助災民的部分﹐只有大陸的項目是最周到的﹐也是目前災區所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但都因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被拒絕。如果說中共不讓俄國軍機過境是違反了救災的人道主義﹐難道台灣當局不讓大陸來台救災就是人道主義嗎？
　大陸是有地震救災經驗的﹐唐山大地震的救災重建完全依靠自己﹐未接受國際援助﹐而且其成果是受到國際肯定的。台灣當局自己無能於救災﹐又為了「兩國論」拒絕大陸對災民的救援﹐還要指責大陸沒有人道主義。這樣的政府對得起災民嗎？「兩國論」連救災都不能﹐「兩國論」可以休矣。
慈濟被「政治偵防」
　大眾媒體應是社會大眾的喉舌﹐公平正義的良心﹐豈可再成為權力政治的工具﹐甘為台灣當局做挑撥兩岸人民感情﹐惡化兩岸關係的工具。尤其是《自由時報》﹐去年長江大水災﹐居然台獨掛帥﹐罔顧大陸水災災民人道﹐抹煞台灣人民對大陸同胞的同胞愛﹐竟然反對和誣蔑慈濟功德會對大陸水災的救援。台灣當局亦因慈濟功德會救援大陸水災而列為「政治偵防」。這樣的《自由時報》﹐這樣的台灣當局還配談人道主義嗎？　　　　　　　　　　　　　□

「兩國論」不是「事實陳述」－－駁蕭萬長的一派胡言

【《海峽評論》1999年9月號105期】
　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台海形勢日亟﹐戰雲密佈﹐美國在四十八小時內六次勸告兩岸軍事自制﹐島內亦數度驚傳受到軍事攻勢﹐以致股市大跌﹐人心惶惶﹐人民處於戰爭的恐懼之中。
　島內政治團體﹐主張民主?和平?統一的「中國統一聯盟」﹐一向對維護台海和平與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遺餘力﹐正好組織大陸訪問團﹐於八月八日啟程﹐前往上海?北京﹐經香港八月十八日返台﹐向大陸當局表達台灣人民「反內戰?愛和平」的心聲。會見了對台主要負責人汪道涵?張克輝?王兆國?陳雲林?唐樹備後﹐並於八月十六日﹐會見了負責對台政策的中共副總理錢其琛。
　錢其琛為表示對「統聯」訪問團的善意﹐除表達了對「兩國論」堅決反對之意外﹐並表示「兩國論」永遠不能實現﹐又因「兩國論」並末入憲修法﹐只能是一個沒有法理根據的「廢案」﹐在李登輝卸任後﹐必然會「束之高閣」。他還斷言李登輝卸任後﹐還會繼續說「兩國論」﹐屆時「兩國論」也只是「有此一說」而已。中共不會因「兩國論」而改變﹐仍將本著「一個中國」原則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推動兩岸關係。
　錢其琛的談話﹐堅定了反對「兩國論」的立場﹐亦符合了「中國統一聯盟」所代表的台灣人民「反內戰?愛和平」的心聲﹐而使得李登輝以「兩國論」挑起的兩岸統獨新內戰消弭於無形﹐消息傳到島內﹐次日股市立即大漲。中國統一聯盟為維護二千二百萬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適時的代表了台灣人民反映了「反內戰﹐愛和平」的心聲。
　但是﹐台灣當局仍執迷不悟﹐冥頑不化﹐十七日﹐除了李登輝還在「死鴨仔硬嘴巴」外﹐蕭萬長也回應錢其琛的談話說「兩國論」「沒有必要收回」。蕭萬長在接見美國眾議員庫克西時還強調﹐「中華民國具有主權國家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兩國論」是「事實陳述﹐不表示有意追求獨立」﹐還說﹕「兩岸人民同文同種﹐具有相同的文化與歷史傳承﹐這是史無前例的﹐但另一方面﹐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已存在八十八年﹐無人可否認﹐因此稱『特殊國與國關係』實不為過﹐何況中華民國早已承認其有效管轄的區域僅及於台?澎?金?馬等地﹐我們無意挑戰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事實﹐也希望中共對我主權予以尊重。」
　李登輝主政以來﹐天下人皆知﹐他是一個「一說就錯﹐一錯就賴」的老無賴。李登輝的「兩國論」是蕭萬長說的嗎？請回到七月九日李登輝所說的原文──「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我們查遍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共十一條﹐只有「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的「一國兩區」的定位﹐而沒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的定位關係。「一國兩區」雖非「合法政府」?「叛亂團體」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的關係﹐但卻是「『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我們才會指責李登輝不但是「麻煩的製造者」﹐而且是「謊言的製造者」。
　蕭萬長雖沒有再替李登輝「兩國論」完修憲的謊﹐但卻又邏輯錯亂的製造了一些新的胡言亂語。
　（一）「中華民國具有主權地位的國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要請問﹐這樣的主權地位國家﹐是不是根據其憲法而成立的﹐其憲法規定的主權領土的領域何在﹐「國與國」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領土主權之內﹐還是之外？如果是「之內」﹐又如何「國與國」？是「之外」﹐中華民國又是與那一個主權獨立的外國「國與國」呢？
　（二）既然﹐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事實陳述」不陳述憲法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要把憲法所規定的兩岸領土主權﹐或增修條文的「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陳述成「國與國」﹐蕭萬長說台灣「自由地區」﹐「不表示有意追求獨立」﹐那難道是要替「大陸地區」追求獨立不成？否則﹐兩岸又如何能有「國與國」的關係呢？如果「大陸地區」也無意追求獨立﹐非要與台灣「自由地區」一國﹐而非「國與國」﹐怎麼辦？
　（三）「有效管轄的區域」等不等於領土主權的領域？如果等於﹐「國與國」是不是違反憲法﹐是不是要修憲﹔不修憲﹐是不是應該收回？又不修憲﹐又不收回﹐請問蕭萬長執行「兩國論」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何在？難道李登輝?蕭萬長的政府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政府嗎？如果「有效管轄的區域」不等於領土主權的領域﹐中華民國政府又如何能不挑戰中共所統治的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事實呢？這豈不是一個喪權辱國而不能執行憲法義務的政府嗎？蕭萬長要中共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中共統治了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中共要尊重中華民國主權﹐豈不是要放棄對「 大陸地區」的統治﹐沒有了對「大陸地區」的統治﹐自己都不存在了﹐中共又如何能「對我主權予以尊重」？
　（四）或者﹐蕭萬長只是要求中共對我「自由地區」的主權予以尊重﹐但國家主權不能分割﹐只尊重「自由地區」的主權﹐是不是主權分割呢？如果是主權分割﹐那又是不是「自由地區」在追求獨立呢？「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都有了獨立的主權﹐這當然是「國與國」的關係了﹐又何「特殊」之有？
　所以﹐李登輝憲法增修條文的「兩國論」是一派謊言﹐蕭萬長為李登輝所作的「兩國論」的詮釋﹐也是一派胡言﹐是禁不起分析和追究的。
　林肯有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兩岸關係不是什麼「國與國」的「兩國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一個國家內的政府繼承關係﹐今天的兩岸關係是中國革命內戰的歷史所形成的﹐只是「革命尚未成功」﹐內戰也未結束的狀態﹐現在大家不願再繼續革命內戰了﹐而呈現了「不完全繼承」的現象。在本質上﹐兩岸的主權並未分割﹐「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仍然主權完整﹐只是「有效管轄」的權力機構不同。但又因中華民國的領土主權仍包括「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主張領土主權及於台?澎?金?馬。又因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張的領土主權重疊﹐所以﹐兩岸才能雖分治﹐但卻有統一的問題。
　「兩國論」拋出後﹐李登輝最得意的是擁有高民調﹐其實這也不足為奇。中國人對於「國家」概念的理解本來就和西方及國際法的理解不同。從「封邦建國」開始﹐周有「萬邦來朝」﹐「邦」就是「國」﹔春秋有五霸﹐戰國有七雄﹔秦亡有楚漢相爭﹐漢初有「七國之亂」﹔漢亡﹐有三國演義﹔魏晉南北朝﹐有宋?齊?梁?陳﹔唐末有五代十國﹔但是﹐中國還是中國﹐「一個中國」原則其實是古已有之﹐只是名稱不同﹐其辭曰﹕「大一統」也。「中國台灣﹐一邊一國」﹐這只是陳水扁愚弄一般平民百姓的認知﹐而不是政治學和國際法「國家」的內涵﹐但不幸﹐李登輝的「國家」認知水平僅及於此﹐又奈何哉。
　或者﹐李登輝是別有用心﹐其實是「統一無心﹐台獨無膽」﹐才口是心非﹐言而無信﹐顛三倒四﹐邏輯錯亂﹐就只好「一說就錯﹐一錯就賴」﹐妄想以謊言來建立「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最後拋出「兩國論」。自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居來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峙﹐兩岸向來就是「一國」﹐從未承認對方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均主張自己才是唯一中國合法政府﹐另在國際間也從未有過雙重承認的「兩國中國」或「一中一台」﹐又向來就是各自不同的「兩制」。故「一國兩制」才是五十年來的兩岸關係的「事實陳述」﹐而不是「兩國論」。「兩國論」畢竟不是「事實陳述」﹐謊言畢竟禁不起真理的檢驗。李登輝做為日本統治台灣「殖民地傷痕」的「昭和赤子」的歷史地位可以確定﹐但其做為中華民族罪人﹐皇民化台灣人的歷史地位也應可以確定﹐這也許是台灣悲情歷史不可避免的宿命。而蕭萬長春秋鼎盛﹐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亦可「沉默是金」﹐又何必追隨李登輝自誤誤國呢 ？　　　　　　　　　　　　　　　　□

說出真理的勇氣－－論郝柏村的「一國兩制」

【《海峽評論》1999年9月103期】
　《中時晚報》八月二十三日報導﹐「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昨日指出﹕兩岸關係維持現狀就是『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一邊是實行三民主義﹐一邊是實施社會主義；他認為此時無須提出來兩國論﹐兩岸兩會的會談己是對等。」
　「一國兩制」在台灣一直成為政治的禁忌﹐誰一提起「一國兩制」誰就是「中共代言人」﹐最近除了李敖參選總統公然倡言「一國兩制」外﹐郝柏村竟然也終於打破政治禁忌公開指出「兩岸關係維持現狀就是『一國兩制』」的這項簡單的真理。
　從一九四九年以來﹐誠如郝柏村所言﹐當然就是兩岸「兩制」﹐但是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難道就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兩國」嗎？其實還是「一國」﹐是在「一個中國」之內的兩種制度的鬥爭。「兩國論」是李登輝提出來之後才有的﹐但是還未能入憲。所以﹐「兩國論」只是違憲言論﹐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仍然「一國」﹐再加上兩岸「兩制」﹐現在的兩岸關係不是「一國兩制」﹐又是什麼？李登輝要打破現狀才有「兩國兩制」。這麼簡單的真理要表達出來﹐卻是這麼困難。我們不禁要為郝柏村敢於表達真理的勇氣鼓掌。　□

李登輝的民主真相－－台獨法西斯下的台灣愛國主義

【《海峽評論》1999年9月號105期】
平夏專案──剷平「夏潮」
　八月一日﹐《中時晚報》有一則記者胡孝誠的台北報導﹐標題為﹕「監聽四年﹐平夏搞烏龍﹔鎖定三十餘急統人士﹐從『共諜案』淡化為『蒐情案』」﹐全文如次﹐留作為歷史存証。
　什麼樣的案件需要監聽長達四年之久﹐在毫無所獲的情況下卻仍然執行監聽？在調查局向高檢署聲請的眾多監聽案中就有這樣一件近十年來監聽期最久的烏龍監聽案──「平夏專案」。
　在調查局的政治偵防案中﹐針對國內一急統團體所展開的「平夏專案」行動﹐不僅投入大批人力嚴密監控﹐監聽時日長達四年之久﹐而更離譜的是﹐該案已從原先令情治單位高層高度重視的「共諜案」﹐在毫無所獲後轉成一般的「蒐情案」﹐然而檢調單位至今卻仍樂此不疲的年年進行監聽。
　根據調查局內部的一份政治偵防檔案透露﹐調查局在四年前﹐以國內某一急統團體與大陸方面接觸頻繁﹐極有可能「為匪利用」或成為「特殊目的管道」等國家安全為由﹐向高檢署聲請監聽票﹐對該團體及特定人士展開監聽行動﹐調查局同時也因此成立「平夏專案」﹐調動高達六個外勤站處的大批人力及物力﹐展開各項蒐証行動。
　不過在歷經長達四年之久的監控行動後﹐卻發現該急統團體僅進行兩岸間的學術交流及人員互訪﹐並未查出具體的足以危害國家安全情事﹐而監聽的內容也大多在此一範圍內﹐使得該案由原先的「共諜案」﹐淡化成一般「蒐情」案件。
　然而在情治高層提出政治偵防範圍﹐包括共諜?外國勢力?急統?急獨及國內政情等五大方針指示下﹐調查局仍向高檢署對該急統團體聲請進行監聽。
　據了解﹐由於這個急統團體除了不定期派員赴大陸參訪外﹐在每年寒?暑假期間﹐還會組成六至七批大專學生訪問團赴大陸地區進行學術訪問﹐調查局更是以「活動目的不明」為由﹐於今年六月間再度提出電信監聽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這項監聽聲請﹐仍獲得高檢署的同意。
《夏潮》與黨外統派
　雖然記者胡孝誠拒絕進一步証實「平夏專案」對象的「急統團體」﹐但熟悉台灣黨外統派的人士﹐不免立刻會從「平夏」的「夏」聯想起「夏潮」來。現在台灣還有兩個以「夏潮」為名的團體﹐即「夏潮聯合會」與「夏潮基金會」﹐並且還有一本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通過的碩士論文－－《一九七○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郭紀舟著﹐現已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其實調查局不必花十年（可能更久﹐當溯自戒嚴時期）的時間﹐調動六個外勤站處的大批人力?物力來對「夏潮」做政治偵防﹐只消買一本郭紀舟的碩士論文﹐保証比調查局的報告深入而正確。
　「夏潮」之名﹐起自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創刊的《夏潮雜誌》（月刊）﹐第四期起由蘇慶黎擔任總編輯﹐時值台灣學生「保釣運動」之後﹐青年知識份子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高漲﹐《夏潮》很快就集結了「保釣」後的一些青年知識份子﹐當時《夏潮》標榜的是「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是戰後經「白色恐怖」鎮壓之後﹐自發的一份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思想再度崛起的本土知識份子的刊物。後來﹐與黨外民主運動結合﹐而形成了所謂「黨外統派」﹐或「黨外左派」。
　在《夏潮》的發行過程中﹐首先發起了對長老教會「新而獨立的國家」的批判﹔由王津平?李雙澤帶動了「唱我們的歌」的校園民歌運動﹔最後還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由於胡秋原?鄭學稼?徐復觀老一輩的外省知識份子的奧援﹐在戒嚴體制下﹐樹立了台灣「鄉土文學」的正當性地位。
　在七○年代《夏潮》的運動中﹐也漸漸的結合了老一代台灣抗日作家和社會運動家﹐例如﹐楊逵?王詩琅?黃師樵?余登發?郭雨新?郭水潭?黃順興。
　從思想到實踐﹐一九七八年﹐《夏潮》終於踏出了介入現實政治的第一步﹐《夏潮》的作家陳鼓應和王拓分別在台北市和基隆市參加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但因該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與中共宣佈正式建交﹐選舉中斷﹐一切黨外刊物均遭查禁﹐七九年一月﹐《夏潮》亦遭明令查禁。
　 《夏潮》查禁後﹐由陳鼓應主導又創刊《鼓聲》﹐《鼓聲》以「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為創刊辭﹐即又遭查禁。接著由王拓主導創刊《春風》﹐《春風》發行二期也因爆發「美麗島」?「高雄事件」而遭查禁。
　七九年﹐一切黨外刊物遭查禁後﹐黨外又由黃信介主導創刊《美麗島》雜誌﹐國民黨極右派亦創刊《疾風》雜誌﹐直指《夏潮》系統為「真正的敵人」。陳映真在「高雄事件」前﹐遭無端逮捕後釋回。
　七九年十二月﹐爆發《美麗島》「高雄事件」﹐時陳鼓應已舉家出國探親﹐倖免於難﹐王拓?蘇慶黎亦遭逮捕。後來﹐蘇慶黎無罪釋放﹐王拓則判刑入獄﹐當時盛傳尚有「八大左派」。王津平在淡江大學的教職亦遭解聘。
「華夏聯盟」與中國統一聯盟
　八○年再辦選舉﹐黨外運動在「高雄事件」的悲情中再度崛起。王拓入獄﹐陳鼓應流亡美國﹐《夏潮》無人介入這次選舉。
　在強大的「白色恐怖」的壓力下﹐八○年選舉後﹐八一年﹐王津平和他淡江的學生創刊《大地生活》﹐內容是以環保和社會生活為主﹐但因不堪賠累而停刊。八一年﹐另由黃順興主導創刊《生活與環境》﹐亦以環保為主題﹐後改走政論路線﹐直至八三年《夏潮雜誌》復刊為《夏潮論壇》而停刊。八三年二月《夏潮論壇》復刊﹐仍由蘇慶黎擔任總編輯﹐標榜「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已幾乎是一份純粹黨外的政論刊物﹐文學藝術的內容顯著缺乏。
　八四年﹐《夏潮論壇》改組﹐由陳映真主導下﹐官鴻志接任主編﹐恢復了文化思想和意識型態的內容﹐所標榜的也變成了「思想的?歷史的?文化的?批判的」﹐但後因評論「江南案」（十一月號）又遭查禁一年。
　八六年二月﹐《夏潮論壇》再度復刊﹐由綠島出獄的林華洲擔任主編﹐極「左」路線抬頭﹐而終於在出刊七月號後停刊。《夏潮論壇》停刊後﹐八七年二月林華洲又創刊《前方》以激進姿態出現﹐《前方》共出刊七期。此外﹐綠島出獄歸來的日據時期台灣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在王曉波?王津平的支持下﹐創刊《遠望雜誌》（八七年三月）。由陳映真?王拓主導﹐杜繼平擔任總編輯的《海峽雜誌》亦於八七年六月創刊。《遠望雜誌》發行至今﹐《海峽雜誌》發行七期﹐為工黨催生。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工黨成立﹐由王義雄擔任主席﹐蘇慶黎擔任秘書長。工黨成立之後﹐杜繼平又主編《五月評論》（八八年五月）﹐出版四期後停刊。此外﹐陳映真自己還創辦了一份《人間雜誌》（八七年創刊）﹐後不堪賠累而停刊。《五月評論》第四期（八八年十二月）停刊後﹐《夏潮》系唯一的言論刊物只剩下了《遠望》。
　除了言論刊物外﹐在王曉波的主導下﹐八七年三月十五日﹐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為後來台灣史的解釋權之爭打下基礎。
　由於原《夏潮》人馬擴散﹐一九八七年﹐成立了「夏潮聯誼會」（後改名「夏潮聯合會」）﹐並籌備創立工黨。此外﹐「白色恐怖」的老政治犯陸續出獄﹐而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後來﹐工黨分裂﹐《夏潮》系又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勞動黨﹐仍由蘇慶黎擔任秘書長。
　在八○年代前半段﹐《夏潮》系人馬未再參與選舉﹐但在黨外運動中﹐《夏潮》並沒有缺席﹐在《夏潮》系的主導下﹐當時黨外陣營成立了「勞動人權促進會」?「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教師人權促進會」?「老兵返鄉探親促進會」。
　雖然黨外後來成立了民進黨﹐但由於「自決黨綱」與《夏潮》歷來愛國愛鄉的意識型態不合﹐《夏潮》系未能集體接受﹐而未積極介入﹐後「高雄事件」受難人紛紛出獄﹐由黃信介擔任民進黨主席﹐還曾正式邀請王曉波?王拓?蘇慶黎參加民進黨﹐除王拓為了選舉外﹐均予婉拒。《夏潮》系在八○年代末期﹐雖與民進黨共同爭取台灣民主化﹐但亦漸行漸遠。尤其是「台獨黨綱」出現後﹐連林正杰也宣佈脫離民進黨。
　在「鄉土文學論戰」後﹐由於胡秋原的仗義執言﹐尉天驄?陳映真?王曉波亦加入胡秋原發行的《中華雜誌》的編輯委員會。雖然在八○年代中﹐《夏潮》系的言論刊物時出時禁﹐但《中華雜誌》卻是穩定發行﹐形成了八○年代﹐台灣言論界的「華夏聯盟」﹐並以「華夏聯盟」的知識份子﹐結合「互助會」及老兵團體﹐於一九八八年清明節成立「中國統一聯盟」。
為愛國民主付出犧牲的代價
　「中國統一聯盟」楬櫫「民主?和平?統一」三大宗旨﹐反對沒有統一的民主﹐也反對沒有民主的統一。「統聯」的創盟主席即為《夏潮》系的靈魂人物﹐台灣著名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二位名譽主席﹐一為抗戰時期著名的知識份子及光復後在台創辦《中華雜誌》﹐是為戰後台灣中華民族主義重鎮的胡秋原先生﹔一為台灣黨外運動的前輩余登發先生。余登發先生過世後﹐由周合源先生接任﹐周老是當年日據時期台胞抗日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中央委員。周老過世後﹐由陳其昌先生接任﹐陳老除為當年台灣民眾黨秘書長外﹐並於抗戰期間潛返祖國大陸﹐參加祖國諜報組織與日寇進行地下鬥爭﹐光復後﹐又與李萬居共同創辦《公論報》﹐後遭「白色恐怖」判處無期徒刑﹐入獄二十二年。周合源先生亦在光復後遭「白色恐怖」入獄十年。陳映真先生亦因在戒嚴時期反對威權統治入獄十年。
　「統聯」的領導人物﹐不但是「保釣運動」時期的愛國知識份子﹐並且是海峽兩岸的抗日愛國志士﹐也是威權時期台灣民主運動的鬥士﹐為愛國和民主付出過犧牲青春歲月的代價！
　解嚴後﹐十年來﹐台灣自由民主了。但是﹐從日據時代﹐戒嚴時代﹐台灣的愛國民主的傳統竟然又陷入了新的「白色恐怖」之中。
　 《夏潮》就是「華夏潮流」﹐英文名稱是China Tide（中國潮流）。「中國潮流」當然不是台獨潮流﹐更不是司馬遼太郎的潮流！「中國潮流」就是「急統團體」﹐就必須要遭「平夏」嗎？台灣人明明是漢民族中國人﹐台灣文化明明是中國文化﹐台灣話明明是中國的河洛話和客家話﹐台灣人流的血明明是炎黃子孫中國人的血﹐不允許台灣人主張「中國潮流」──夏潮﹐試問這是誰的民主﹐是誰的自由？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
　何況﹐監聽也監了十年﹐「平夏」的政治偵防也偵防了四年﹐連情治單位自己都証明了「平夏專案」不是「共諜案」﹐但「平夏專案」還要繼續「平」下去。今天台灣﹐也要推翻中華民國的台獨分離主義﹐和主張台灣併為美國第五十一州的「五一俱樂部」都有自由民主人權﹐難道只有「中國潮流」的《夏潮》不准有自由民主人權﹐而必須在新的「白色恐怖」下被「平夏」嗎？「平夏專案」所暴露的正就是李登輝台獨法西斯統治下的台灣民主的真相！
　調查局認為《夏潮》系的「活動目的不明」﹐其實不是《夏潮》系的「活動目的不明」﹐而是調查局在李登輝統治下﹐已經國家認同不同和民族認同不明了。日據時代﹐台灣作家鍾理和有言﹕「原鄉人的血﹐只有流回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夏潮》系的活動目的很清楚明白﹐那就是「原鄉人的血﹐只有流回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一百多年來﹐台灣人民苦難和悲情的歷史﹐只有流回中國的歷史潮流﹐台灣愛國主義的悲情才能結束。
　「中國潮流」正在浩浩蕩蕩的向二十一世紀邁進﹐我華夏子孫一百五十多年來受盡屈辱和迫害﹐在血泊中掙扎前進﹐一代倒下去﹐一代又站起來了﹐前仆後繼﹐終於可以抬頭挺胸的在世界上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了。「中國潮流」是阻擋不了的﹐「平夏專案」也永遠平不了我台灣人民的「華夏潮流」的。　　　□

「兩國論」的盲點－－評李登輝對憲法增修條文的竄改

【《海峽評論》1999年8月號104期】
　自七月九日﹐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後﹐即「震動武林﹐傳遍萬教」，甚至克林頓打熱線電話給江澤民﹐重申「一個中國」政策﹐才有二十日﹐及後來李登輝對卜睿哲的說明。
　在二十日會見扶輪社代表的說明中，李登輝自稱從現實?歷史?法律三方面來說明兩岸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但是﹐在這三方面﹐李登輝似乎都有非常嚴重的「盲點」。茲說明如次：
　一?李登輝認為根據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相對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形成了「國對國」。但這並不是事實﹐第十一條的全文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增修條文對兩岸的定位其實是「一國兩區」﹐而不是「一邊一國」。查遍增修條文共十一條﹐沒有一句承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
　另外﹐有關增修條文的第一?二?四等條規定總統?副總統及中央民意機構之產生﹐來自「自由地區」（非李言之「台灣地區」﹐因為還有金馬屬福建省，非「台灣地區」）人民授權﹐是為「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但卻不是李登輝說的「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因為授權「自由地區」人民授權產生「自由地區」的國家權力機構的是原中華民國憲法﹐並明文於增修條文的前言中──「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所以﹐現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有兩個根據﹐一是「自由地區」人民的授權﹐一是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能「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嗎？ 何況還有「不分區」代表的設計做為代表「全國」而不僅「自由地區」。
　二?有關兩岸主權和定位的歷史﹐查遍李登輝九日的訪問和二十日的說明﹐均未能得見。以兩岸主權定位的歷史而言﹐李登輝常言「主權在民」﹐不錯﹐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明文：「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自台灣光復後﹐兩岸之主權即屬於兩岸國民全體﹐政府只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權而已。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也只是中國的主權的行使權分裂﹐但中華民國政府仍是代表「國民全體」在台澎金馬行使主權。直至今日﹐兩岸主權完整屬兩岸「國民全體」的法律有效並未消失﹐所以才有統一問題﹐若已主權分割﹐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並無統一問題﹐也無追求什麼民主?自由?均富的統一的必要。既然兩岸至今沒有主權分割﹐當然就沒有任何的（無論是否「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所以﹐兩岸之爭並沒有什麼「國與國」的主權之爭﹐而是「制度之爭」或統治權之爭。
　三?在九日與二十日的兩份文件中﹐也看不到李登輝對兩岸主權定位的國際現實的說明。以今日之國際政治言﹐有一百六十多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承認「一個中國」；另有二十七國承認中華民國﹐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還是只能承認「一個中國」。「一個中國」是今天國際政治普遍的現實﹐雖兩岸各自「一個中國」﹐但只能同時而不能並存﹐故在國際政治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邊一國」的「國對國」。並且﹐從四九年以來﹐兩岸當然是「兩制」。從現實上來說﹐兩岸從四九年以來就是「一國兩制」了﹐只是沒有任何一方對這現實的「一國兩制」有過法律的承認而已。
　此外﹐現行憲法（包括增修條文）的總統職權﹐並沒有包括對外宣佈變更國體和變更領土主權之權力﹐只有「遵守憲法」之義務。即使對增修條文第一?二?四?十一等條的解釋﹐也是大法官才有釋憲權﹐總統並沒有憲法的解釋權。
　李登輝不但踰越憲法職權﹐甚至於取消原訂二十日召開之國家安全會議﹐獨斷獨行﹐逕行對自己的「兩國論」不斷再次重複宣告。這是完全棄憲法和體制不顧的獨裁﹐並置台海和平和國家安全於危險之境﹐我台灣人民何其不幸﹐而有這麼一個無法無天又無知無識的總統。　　　　　　　　　　　　　　　　　　　□

台灣抗日史終於流回台灣人的原鄉－－評《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

【《海峽評論》1999年8月號104期】
　一九九八年，中華全國同胞聯誼會編印了《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乙書，共六七五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先生的題辭，中國歷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的序文，全書分總論、武裝抗日鬥爭、非武裝抗日運動、八年抗戰中的台胞，此外還附錄一篇《台灣抗日大事記》。所蒐集的文章有回憶錄、追思錄，文學作品和學術論文等，內容豐富，唯略嫌龐雜。
　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台灣校園爆發戰後第一次統獨爭論的「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起，我就感到台灣史研究的重要性，因為「亡人之國，必亡其史」，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必寓於其民族的歷史，要發揚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就必須發揚其愛國主義的歷史。
　後來，我就率先糾合同道，於一九八七年，在台灣成立「台灣史研究會」，並在台灣召開兩岸台灣史學術研討會，邀請大陸學者陳孔立、徐博東與會，遭台灣當局阻擋，未遂，而有一九八八年的大陸之行。
　一九八八年暑，我首先率領「台灣史研究會」的訪問團，衝破國民黨的封鎖前往大陸，與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和北京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舉行學術研討會。記得，在北京友誼賓館的研討會閉幕時，當時社科院副院長趙復三教授致辭表示，在台灣學者的論文報告中，才了解到台灣人民悲壯而英雄的抗日史，應該編入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中，是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不可缺少的一環。
　一九九四年，我來北京參加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的學術座談會上，我也特別呼籲：
　「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祖國統一在望之際，要兩岸的政治統一之前，兩岸的歷史必須先行統一。缺少了台灣抗日史的中國歷史，只是一部殘缺的中國史！台灣回歸祖國請從台灣史回歸祖國開始。兩岸歷史的先行統一，請從我們今天的賴和百年紀念會開始！」
　果然，到了一九九七年，在教育改革「本土化」的名義下，台灣當局以「認識台灣」為名，推出了竄改台灣抗日史的台灣歷史教科書，而引起了愛國台胞的抗爭。「台灣史研究會」也適時蒐集各方資料，出版了《認識台灣的教科書參考文件》（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引起台灣國中歷史教師的熱烈反應。
　「亡人之國，必亡其史」，台獨份子要分裂祖國，不惜歌頌當年的殖民統治者，竄改自己先人爭取民族解放光榮奮鬥的偉大歷史。
　為了澄清竄改台灣抗日史的荒謬，我亦即時出版《台灣抗日五十年》（一九九七年）乙書，北京燕山出版社也出版了薛軍力、徐魯航著《台灣人民抗日鬥爭史》（一九九七年）。
　北京當局也意識到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消滅台胞愛國主義傳統的嚴重性，而在盧溝橋抗日紀念館內，除東北抗日十五年的專櫃外，籌備展出台灣抗日五十年的專櫃，以保留和表揚台胞抗日愛國的精神。
　在台灣，歷史研究台胞抗日史有三重的政治障礙。一、國民黨退台灣後，為與日本右派結成共同「勝共」的連線，並不鼓勵台灣抗日史的研究，甚連蔣介石領導的八年抗戰都不願多提。二、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之後，台灣的抗日運動迅速左傾，左傾的抗日愛國運動不僅不能得到國民黨的支持，並在嚴禁之列。例如，並非共產黨員的賴和、王敏川都在入祀忠烈祠後被驅逐。三、自「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之後，國民黨與台灣抗日愛國主義傳統決裂，依賴皇民化階級為其統治的社會基礎，而與台胞抗日史扞格。例如，陳田錨為議長的高雄市議會就曾要將林少貓從忠烈祠驅逐出去，因為林少貓乃是陳田錨祖父陳中和引日軍討伐的「土匪」。
　由於扭曲的台灣政治，而有扭曲的台灣歷史。到蔣氏軍事統治結束後，皇民化階級接班，台胞抗日史更是被湮滅，而只見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淡水國小百年紀念」、「台大醫院百年紀念」、「深坑國小百年紀念」……。
　在這樣的情形下，台聯會編輯出版《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就更有其現實的時代意義了。
　將《紀實》和台灣島內的台胞抗日史研究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幾項特點：
　一、《紀實》補充了日據中期後，左翼抗日愛國主義這一方面的史料。例如，翁澤生、簡吉、李偉光、張玉蘭、莊守、蔡嘯、楊春松等。
　二、《紀實》補充了一些參加祖國抗戰，並戰後滯留在大陸的抗日愛國台胞的史料。例如，謝南光、楊誠、何非光、陳維新、林有泉、李子秀等人的事蹟。
　三、《紀實》還補充了一些參加祖國抗戰，而戰後在台犧牲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一些愛國志士的事蹟史料。例如，宋斐如、李友邦、吳恩澤、鍾浩東等。
　當然，《紀實》也不能沒有遺珠之憾，那就有待於台聯會能進一步的在全國各地更廣泛的蒐集資料，讓這一頁在台灣脫落的台胞抗日史，能夠恢復原來的面貌，把台胞愛國主義的歷史還給台灣子弟，以恢復台灣子弟的愛國主義傳統。
　後記：一九七九年抗戰爆發六十周年，我在台出版《台灣抗日五十年》乙書，陳映真先生則在台舉辦日本殖民地台灣攝影展。是年秋，我到北京，向北京有關方面強烈建議，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有「東北抗日十五年」的專櫃，怎可沒有「台灣抗日五十年」的專櫃，陳映真兄的攝影照片也運至北京展覽。九八年，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主編之《抗日烽火中的台灣兒女》（一九九六年），即重新擴編為《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紀實》。今年七月六日，我與方守仁先生應邀出席抗日紀念館的「台灣人民抗日鬥爭史展覽館」的開幕式，台灣抗日紀念已不僅是「
專櫃」而是「專館」了，並且，中央有批示，全國各地的抗日紀念館均得有台灣抗日的展覽。五十年台灣人民抗日的血淚史，終於流回了台灣的原鄉。特誌之。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七日□

不可錯誤估計中國民族主義－－評美國總統特使皮克林無功而返

【《海峽評論》1999年3月號103期】
　最近美國有反華勢力掀起的子虛烏有的「政治獻金案」、「核武竊密案」；在日本有「邊緣有事」的解釋問題，代表軍國主義勢力的石原慎太郎竟然當選東京市長。五月八日，又發生美國轟炸中共駐南聯盟大使館的事件，引起七十萬中國學生上街示威遊行，中國民族主義空前高漲。
　六月十六日，美國總統特使、副國務卿皮克林前往北京提出中共大使館遭襲擊事件的調查報告。美國有關部門主要有三個重大失誤：一、目標定位失誤，誤把中共駐南使館當成南斯拉夫軍需供應採購局；二、美國數據庫存在缺陷，未將中共駐南使館新址輸入美國情報部門的數據庫；三、審查程序未能糾正上述兩項錯誤。
　但對於皮克林帶來的調查結果，中共提出五點反駁意見。一、美方不可能不知道中共駐南使館的確切位置；二、美方完全掌握貝爾格勒的總體情況，對打擊或非打擊目標心中有數；三、美方關於使用陸軍野戰定位方法來確定擬進行空中打擊目標的位置，這種說法不符合邏輯；四、美方未把中共使館新址輸入數據庫的說法站不住腳；五、美方表示審查程序未能糾正情報錯誤的解釋，令人難以置信。
　轟炸事件發生不久後，美國當局就把事件原因導向為地圖錯誤之「誤炸」，但屬於美國國防部的國家地圖局卻發表聲明表示：「最近有關國家地圖局的地圖準確度的新聞報導，是不正確及片面的。」（《亞洲週刊》六月七日，頁二六）皮克林的解釋還是以「目標定位失誤」為由，託辭「誤炸」，即使能讓中共當局接受，又怎能平息十二億中國人民族主義的悲憤和疑慮呢？
　事件發生之時，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熊玠博士就主張，中共應到國際法庭提出控告（見上期本誌），由國際組織調查團（當然應包括中共的軍事專家），提出調查報告，進行裁判。這樣才能以昭公信，還給十二億中國人民公道，以維護國際正義。中共為維護中美關係，息事寧人未提出控訴。美國也未能組織國際調查團，而逕由美國當局自己調查自己，提出一個自說自話的調查報告，又能讓誰得以信服呢？即使中共當局接受，能逃避得了喪權辱國的罵名嗎？能平息得了十二億中國人民反美的民族主義的悲憤嗎？又何利於中美關係事後的修補呢？
　雖然美國為了自己國家的霸權主義利益，從來沒有懷抱過對中國的善意，但是一般中國人民並不理解。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使中國免於列強的瓜分；美國以「庚子賠款」培植了大量的中國留美學生；「太平洋戰爭」時，美國與中國合作擊退日本軍國主義；尼克森總統時，美國以《上海公報》和中國合作瓦解了蘇聯，解除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而獲得了普遍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好感，才有一旦中共「開放改革」後，中國人民對美國熱情的歡迎。
　但是，在蘇聯瓦解的前夕，美國就迫不及待的企圖「和平演變」中國，而有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接著又是銀河號事件，二千年奧運事件，叫囂著「邪惡帝國」、「頭號敵人」、「拆散中國」、「五獨攻心」，又以莫須有的「政治獻金案」、「核武竊密案」來羞辱中國，甚至以轟炸中共駐南聯盟大使館來威嚇中國，這不僅是對中國政府的挑釁，這一件件的事件，也是一層層的剝奪了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好感，或許美國是在教育著中國人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罷。
　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帝國主義侵略的砲火下掙扎前進，中國人民憑恃的不是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而是在悠久歷史過程中所積累的民族主義。一九四九年，美國當局內部激烈辯論，美國要不要利用中國內戰侵占台灣支持台灣獨立，當時艾奇遜國務卿卻巧妙的迴避了使美國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敵人，也為後來美國與中共合作瓦解蘇聯留下了餘地和提供了條件。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艾奇遜發表談話說：
　「另外，我還說，我們必須接受下述事實，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蘇聯視為他們偉大的和唯一的朋友。對於這一切，我們必須抱有長期觀點，不能只看六至十二個月，而是要看六至十二年。我說，蘇聯試圖使中國北方諸省脫離中國，這裡面埋藏著中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的種子。毛實際上不是一個衛星，他掌權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由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我指出，這一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財富。除非為了特別重要的戰略目的，否則我們絕不能採取某種行動，使我們代替蘇聯成為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由於這些理由，我們反對對中國開展經濟戰。當然，我們不能讓他們擁有戰略物資，但是我們也不能提供給他們一個宣傳口實，說由於我們的行為，我們要對中國產生的經濟困難負責，而實際上這種經濟困難，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是必然要經歷的。」
　由於艾奇遜洞察的遠見，果然，一九五八年中蘇共就發生齟齬；一九六二年，中共「九評蘇修」；一九六九年，中蘇共在珍寶島兵戎相見；然後才有一九七一年季辛吉密訪北京；一九七二年，周恩來和尼克森的《上海公報》；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
　從長遠來看，人類的歷史或有其一定發展的方向和規律，但是能否洞察方向和規律的決策，卻也影響著歷史發展進程的反覆。雖然歷史沒有假設，但卻可以有汲取教訓的參考。設若當時不是艾奇遜，美國貿然侵佔台灣實行台灣獨立，公然與中國民族主義為敵，只有迫使中共向蘇聯靠攏，台灣島內亦必靡爛，蔣介石的軍隊必與美軍支持的台獨政權衝突，美國勢力可能早已被驅逐出去台灣了。設若不是史大林、赫魯曉夫等對中國有領土野心，中蘇共亦不至反目，兩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大國唇齒相依，二十世紀的美蘇全球爭霸，鹿死誰手，恐怕就難以確定了。人類的歷史亦將重寫。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走過多少曲折、錯誤的冤枉路，今天好容易才得以喘息的機會，得以獨立的以中國人的意志重建自己的家園，發展經濟，以期走出貧窮落後。有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是十二億中國人民走出貧窮落後，其實也為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提供了人類最後最大的一個市場和資本輸出之地，這又與下一世紀美國的繁榮昌盛豈無相關？
　美國長期干預中東，用兵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早已激起泛伊斯蘭民族主義的敵意，杭亭頓教授也直指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文明衝突」。美國以冷戰瓦解蘇聯，又以「休克療法」癱瘓俄羅斯的經濟，現又趁俄羅斯的一時之困難，轟炸南斯拉夫，以北約奪取科索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戰略目標直指俄羅斯。這能不激起以俄羅斯為首的東歐泛斯拉夫民族主義嗎？美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再向中國民族主義挑釁，又對美國有何好處？
　美國也應該知道，在歷史上，美國與中國民族主義合作曾經降伏過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瓦解過與美國爭鋒的蘇聯；但美國挑釁中國民族主義，在朝鮮半島、在中南半島，只能落得兩敗俱傷，美國也沒討到便宜。
　二戰後，日本檢討失敗原因，結論是：錯誤估計中國民族主義；越戰後，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回憶失敗原因，美軍失敗於越南民族主義。他說，「我們低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會促動他們（越南人）為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念而戰鬥和犧牲」。我們願提醒美國反華勢力，不要錯誤估計中國民族主義！
　為了合理的美國國家利益，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為了人類二十一世紀的和平繁榮，美國必須要有審慎而明智的抉擇。誠如前美國總統卡特所言，美國要把中國當成朋友，中國就是朋友；美國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中國就是敵人。解鈴還須繫鈴人。
　相信中國人民是一個有容乃大不計前愆的民族，也相信中國人民至今仍珍惜與美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但美國要修補中美關係，必須要從對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嚴肅調查誠懇道歉開始。十二億中國人民，全世界炎黃子孫正在拭目以待。　　　　　　　　　　　□

多難興邦，殷憂啟聖－－論「五八」學生愛國運動和中國的啟蒙運動

【《海峽評論》1999年6月號102期】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年，也是「六四」運動十年。五月八日，北京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遭炸毀，又發生了超過七十萬中國學生上街的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是由「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引起，本與新文化運動無關。中國近代的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提出，應可溯及張之洞《勸學篇》的「新學」，至少也應溯及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又那裡能知道一九一九年會發生「五四」運動。這是「五四」學潮瀰漫全國，激起了大家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改造中國」、「改造中國文化」的「新文化」正為大家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原先崇尚法國大革命自由民主思潮的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竟然在「五四」運動後，轉而崇尚「十月革命」後蘇聯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除了「德先生」、「賽先生」外，又多了一個「馬先生」，甚至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總書記。
　於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分裂，新文化運動一分為二，而有紅白兩色。在孫中山逝世後，「聯俄容共」破裂，而有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清黨，國共內戰至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居台灣，也代表著紅色新文化的勝利和白色新文化的失敗。
中國啟蒙運動來自帝國主義侵略
　為什麼陳獨秀會轉向紅色新文化，又為什麼中國的歷史會選擇了社會主義。
　以陳獨秀的心路歷程來說，十七歲就寫作《揚子江形勢論略》的愛國青年，雖歷經坎坷和沮喪，但中國是他至深的關懷。「德先生」、「賽先生」只是他救國工具，「巴黎和會」更拆穿了諸民主國家的偽善。唯有「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宣佈廢除沙皇時代一切在華特權，這隻適時從北邊伸出的溫暖的手，溫暖了多少中國愛國主義者的心。
　又，「十月革命」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白軍」，終被列寧的「紅軍」掃蕩消滅，西方列強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戳穿。
　更甚者，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雖激發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自覺，和「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覺悟。來華傳教的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也以「生存競爭，自然淘汰」來證實西方列強對弱小民族侵略和殖民地統治的正當性。《天演論》並沒有站在弱小民族這一邊反對西方列強。
　但馬克思卻強有力的批判了西方列強資本主義，顛覆了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道德性，並指出了資本主義覆滅的結論。後又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發展階段》，武裝了弱小民族鬥爭的理論，更鼓舞了弱小民族的抗爭精神。
　再者，新文化運動是一項思想啟蒙運動。歐洲的啟蒙運動來自工業革命後，第三階級（市民階級）的興起和市民社會的形成，傳統的制度、意識型態和價值已不再能有效的規範新的社會了，社會內部自發的要求以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取代傳統，建立新制度來規範新社會。
　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並不是來自工業革命後出現第三階級和市民社會，也沒有自發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中國的啟蒙運動是來自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不能適應於新面對的國際環境，以致造成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瓦解。所以，中國的啟蒙運動是為了救亡圖存，而不是有自發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但是，啟蒙時期的知識份子不能認識至此，以為「師夷之所長以制夷」，以為建立歐洲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就能抗衡列強帝國主義，而有白色新文化運動。白色新文化運動不行了，又轉向紅色新文化運動。殊不知，紅色新文化是歐洲第四階級（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
　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很清楚，全面的紅色新文化也是行不通的。他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的革命是農民革命
　毛澤東的革命根本就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農民革命。從共產黨的發展來看，「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及抗戰正是中共坐大的時機，這些運動和事件都是屬於救亡圖存的性質，而不是屬於階級鬥爭的性質。「社會主義救中國」，中國知識份子選擇的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而是「救中國」。不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被中國知識份子接受的。在農村裡，社會主義亦只不過是「分田地，均貧富」，和「窮人翻身」。「窮人翻身」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但不能「窮人翻身」的社會主義在農村也不會有人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意氣風發，「誰說雞毛不能飛上天」！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中國沒有第三階級，更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又如何能建立第四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呢？建立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是張冠李戴，建立第四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又何嘗不是李冠張戴。更何況還有許多毛澤東個人的意氣風發，又如何能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呢？
　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開放改革，也意味著紅色新文化在中國又失敗了。紅色新文化失敗了，改革開放讓人們看到了外在的世界，也看到了祖國的貧窮落後，「中國要往何處去」又湧向心頭，白色新文化又回到了人們的記憶中。於是，有八○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熱」，總書記胡耀邦說「刀叉要比筷子文明」。《河殤》是其高峰，中央電視台二次重播，全國洗腦之不足，總書記趙紫陽還以錄相帶贈予李光耀。
美國意識型態佔領天安門廣場
　對第三階級意識型態和價值的期望衝擊著中共現實的體制，加上開放改革後形成的腐敗和民怨，象徵美國意識型態和價值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前與毛澤東遺像對峙，美國的意識型態佔領了中國首都的廣場。但是，八○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不是北洋軍閥時代的中國政府，白色新文化的復辟又被鎮壓了下去，這就是「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失敗，白色新文化又遭鎮壓，但是在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中國的經濟成長並未因「六四運動」美國的意識型態和價值沒實現而衰落，反而是節節攀升，一時間，中國被預言為下一個世界的經濟超強。雖然柯林頓指責中國「不能為穩定而犧牲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第三階級革命的浪漫口號，但對中國人來說，「好死不如賴活」，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存。
　十年了，我們從不曾懷疑過「六四」學生運動的愛國動機，但亦恕我們直言，海外民運份子，和西藏農奴頭子達賴一樣，已被特定的國際政治勢力所豢養，成為西方霸權主義反華的工具。國內的民運份子更因中國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而成不了氣候，只能成為中美人權對話的談資而已。
　「六四」失敗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戰略受到嚴重挫折，後冷戰了，美國主流派竟叫囂著「頭號敵人」、「邪惡帝國」、「拆散中國」。各種的「新遏制」、「新圍堵」紛紛出籠，並且，以「銀河號事件」、「二千年奧運事件」粗暴地踐踏中國，羞辱中國。終於，「六四」學運上過街的青年作家和海外留學生忍不住了，紛紛喊出了《中國可以說不》和揭發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而風行一時，在當時中共的壓抑下亦紙貴洛陽。
　不意，五月八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竟悍然炸毀北京駐南聯盟大使館，是可忍，孰不可忍？久蓄的反霸反美的怒火，再也遏制不了了。八日中午，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發表中國政府聲明，下午四時左右，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的大學生率先上街遊行抗議北約暴行，各地抗議行動遍及深圳、天津、濟南、廈門、福州、南昌、貴陽、南寧、西安、鄭州、昆明、南京、烏魯木齊，至十一日，據統計已有七十萬學生上街示威抗議。我們看見了稚氣、憤怒的年輕臉孔，唱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淚流滿面而前進的中國青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場景，一九九九年又在神州大地重演。在當局的有效疏導下，「五八」學運很快的平息下來。但經過了「五八」學運，如何面對世界，面對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往何處去」，又是新一代中國青年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了。
中國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
　一個世紀了，紅色新文化的路走不通，白色新文化的路又行不得，中國必須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中國要強大，西方霸權主義的善意是不可幻想的，但是，中國要強大，要發展經濟建設，與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的交往又是不可缺少的。義和團的時代老早過去了，全面與西方霸權主義決裂也是不可期望的。如何在這矛盾中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道路來，這不但在考驗著中國領導人，也是考驗著新一代的中國青年。
　北大學生說，「中國人民不何侮，中華民族不可辱」、「中國不能亂，中國不能軟」、「中國的強大是對侵略者最有力的回覆，遊行是我們表達憤怒的方式，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政府成熟了，中國學生也成熟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五八」事件是壞事，也是好事。是壞事，是中國人的國恥；是好事，在恥辱中，古有明訓：「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佔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終必有一天會站起來的！　　　□

一個主權領土完整的中國－－論汪道涵八十六字真言

【《海峽評論》1999年5月號101期】
　從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來，除了「極統派」外，即使是台獨人士，大概也沒有人會反對「和平」及「兩制」的，台獨要反對的也只是「統一」和「一國」而已。
　中華民國憲法本是一部公佈於一九四八年的全國性的統一憲法，所以，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後，還要宣佈國家進入「動員戡亂時期」，準備以武力恢復國家的統一。
　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後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雖然放棄了武力統一，但卻仍未放棄「統一」和「一國」，只是宣示「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並仍堅持「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
　在《國統綱領》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不表示已經完成國家統一，更不表示大陸併吞台灣，而是指中華民國政府所主張現階段兩岸當局所應堅持的國家立場。其近程階段的第四條即明文：「兩岸應摒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在二月二十三日記者會上說：「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政策」，「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
　但是，當李登輝的權力逐漸穩定後，九一年九月，在接見民進黨民代時就說：「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就叫中華民國。」從此，台獨已經成功，只差國號而已。九三年二月，李登輝接見民進黨立委時，公然改口並說謊：「我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始終沒有講過一個中國。」
　從此，在李登輝和民進黨的合作下，無視於中華民國憲法和《國統綱領》的「統一」和「一國」，硬把台灣說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於是，兩岸除了「統一」的問題之外，又有了「一個中國」的問題。
　在「一個中國」糾纏不清之際，最近汪道涵分別向三批訪客分發了《關於「一個中國」的說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這就是最近喧騰一時的「八十六字真言」。
　這八十六字真言平實公允，堪稱「以大事小」的極致，故四月十九日，《中國時報》發表社論《解讀汪道涵八十六字版本的內涵》，有著公正的解讀謂：
現在，汪道涵提出的「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在說法上雖然不同，但在「對等談判」的條件上，確已作出讓步。這就顯示出中共內部對兩岸談判的處理模式，已較諸以往開明，不再僵化於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格局之中，兩岸的談判始有較開朗的情勢，這是其進步之一。
關鍵是鄧小平所提出者，比中共的對台政策更為開明，他認為兩岸在和平統一的原則下，包括國旗、國號、國歌都可以協商，不必拘泥於誰才是代表正統 。
這種開明思維在兩岸因政治衝突而僵化時，被略而不提，甚至升高到「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度，完全忽略鄧小平的原則。現在，汪道涵對「台灣的政治地位」不再加以定義，而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這就意味著，兩岸若能維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則台灣所要求的國際地位、外交空間、軍事自主等，都是可以討論的。
　不過，海基會秘書長許惠祐卻有著與《中國時報》不同的「解讀」，報導說：
而汪道涵的最新八十六字真言，其實是「將三改五」，偷天換日，否定了中華民國的存在，也否定了中華民國的主權。
許惠祐指出，汪道涵的八十六字只是說得比較含糊，玩弄文字遊戲，使部份人士產生錯誤的期待心理。許惠祐提醒國人，汪道涵的「一個中國」新解，不過是和戰兩手策略中「和的一手」，釋放出訊息，混淆一般人的是非判斷。
許惠祐同時將汪道涵的八十六字真言擴充為百字真言，在其中第二句中加入「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十四個字。許惠祐並以此反問，「中共能接受嗎」？（《中時晚報》四月十九日）
　八十六字真言，無一語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來「否定了中華民國的存在，也否定了中華民國的主權」？這簡直是許惠祐「獨具隻眼」的無理耍潑。又，許惠祐不要「和的一手」，難道要「戰的一手」嗎？許惠祐皮癢欠揍，但不能禍及台灣二千一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啊。此外，許惠祐要加的十四個字，其實只需要十三個就可以，即「許惠祐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又何必客氣呢？許惠祐的發言，亦堪稱為「以小事大」的極致挑釁了。
　其實這八十六字的前四十八字，在去年辜振甫訪問上海時，汪道涵就已提出來過，並非新鮮；後段的三十八字才似乎有一點新意。
　後段的新意無非是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地位不限定於「一國兩制」，但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邏輯的不可能「兩岸兩國」，剩下的只有「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了。不管統一後中國的國號如何，這「一國 」必然是中國，除非存心抬槓，兩岸能「一制」嗎？姑且不論制度的良窳優劣及其可行性，兩岸的權力問題能擺得平嗎？難道只要實行民主，台灣就會歡迎大陸派軍駐台，派官治台嗎？「一國一制」究竟要那邊吃掉那邊？如果要「誰也不吃掉誰」，只有兩岸各行其是，在「一個中國」的屋頂下，井水不犯河水。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嗎？
　所以，八十六字其實還是「了無新意」，就是因為「了無新意」，亦可見中共的對台政策自一九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以來，穩定持續並無變化，說話算話。不像李登輝可以從「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政策急轉彎為「始終沒有講過一個中國」，「民無信不立」，李登輝又如何能建立兩岸的互信？
　如果，不以人廢言，許惠祐說八十六字「只是說得比較含糊」，應不無其合理性。因為八十六字說完了，「一個中國」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既不具有指謂意義，又不具有意涵意義，正是列寧所說的「一個光禿禿的概念」。
　其實「一個中國」是指「一個主權領土完整的中國」。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故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明文：「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當時中國之國號為中華民國，「國民全體」即包括兩岸全體國民。大陸同胞並未放棄擁有的中華民國的中國主權，所以，才能擁有繼承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主權。
　李鵬在〈江八點〉周年紀念會上亦言：「國家的主權屬於該國全體人民，包括台、澎、金、馬地區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屬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十二億多中國人民，而絕不屬於台灣某部分人，也絕不允許台灣某一部分人來改變。」（《人民日報》，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就是因為兩岸的中國主權屬於兩岸人民全體所有，所以，汪道涵在答覆《亞洲周刊》有關台灣「公投」問題時，才能說：「不要忘記這裡還有十二億人，這是中國的問題。公投的話，十二億人投票，主張是甚麼，這是很明白的，是主張統一的，不是主張分裂 的。」（四月十九日）
　雖然，一九四九年後，兩岸分裂，但那也只是政府統治的分裂，主權代表權和行使權的分裂，而非主權所有權的分裂，兩岸（全中國）主權屬於兩岸（全中國）人民全體所有的這一事實並未改變，這就是「一個中國」原則，是絕不允許含糊的，也不是李登輝、許惠祐之徒可破壞和狡賴的。　　　　　　　　　　　□

「新台灣人」的歷史觀－－論馬英九「二二八紀念會」之致詞

【《海峽評論》1999年4月號100期】
　報載台北市長馬英九，於「二二八紀念日」，在「二二八」紀念碑前，以不流利的閩南話，做了五分鐘的致詞。人們皆把焦點放在他那結結巴巴不流利的閩南話上，甚至受難家屬代表林宗義感動得幾乎淚下。其實更重要的是，小馬哥致詞的內容代表了新一代「新台灣人」，對舊台灣人舊悲情的超越。
　小馬哥把「二二八」的本質界定為「與其說是族群對立所造成的衝突，不如說是導因於國家公權力的濫用」。這一本質性的界定，不但超越了歷來政府首長的說詞，也超越了一些學者專家的認識。在學術上，這一界定才比較合乎歷史的事實；在政治上，也有利於「新台灣人」的融合。
　台灣光復後，除了台灣同胞簞食瓢飲以迎王師的場景外，我們也看到兩岸同胞共同聲援一九四六年在東京「澀谷事件」被日本警察槍殺的台灣同胞，我們也看到台灣同胞聲援遠在北京遭美軍強暴的北平大學生「沈崇事件」，也看到台灣同胞聲援大陸同胞「反內戰、反飢餓」的遊行示威。這又是什麼「族群衝突」呢？這些「二二八」的「前史」，居然可以被研究「二二八」的學者「看不見」，這只能是學者們的懶惰。
　「二二八」之後，一些領導幹部逃亡香港，四九年中共建國前夕，紛紛前往北京投靠中共，因此，大陸每年都有「二二八起義紀念會」，在台灣的國民黨是「外省人」，難道在大陸的共產黨就是「台灣人」嗎？如果「二二八」是「族群衝突」，為什麼「二二八」的領導幹部會投奔和國民黨同一「族群」的共產黨呢？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嗎」？
　再者，「二二八」之後，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白色祖國」失望，而寄期望於正在革命誕生的「紅色祖國」，而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這一段歷史的過程，李登輝本人就是最好的証人。根據最近省文獻整理，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就達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有些案件經常株連達數十人、數百人不等，故受害人就更難以統計了。「白色祖國」是外省人，「紅色祖國」又何嘗不是外省人？如果「二二八」的本質是「族群衝突」，失望於外省人又去期望外省人，台灣人真的是「頭殼歹去」嗎？
　「二二八」發生於一九四七年，小馬哥說，四九年以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根本無從為一九四七年的悲劇負責，外省族群不應背負二二八事件的原罪」，這是李登輝主政以來，政府官員第一次在「二二八」問題上為外省人講了一句公道話。四九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也是被外省人（中共）打到台灣來的，自己也有一肚子的「悲情」，只好喊著「殺朱拔毛」、「反共復國」以自慰。
　對四九年以前來台的外省人，我們也難以「一竹竿子打翻一船人」。這幾十年來對台灣建設的貢獻，在經建方面，我們大概難以抹殺嚴家淦、孫運璿罷，在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方面也該有朱文伯、沈雲龍一份罷，在文教方面也不該漏掉許恪士、范壽康、葉明勳罷。尤其是連台獨學者張良澤都要頂禮膜拜的周憲文，幾十年來與世無爭，不求聞達，默默主持台銀經濟研究室，主編漢譯世界經濟名著及「台灣文獻叢刊」，蒐集歷代台灣歷史文獻，嘉惠台灣子弟，直到永遠！
　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治績都有人主張要「客觀研究」了，難道對四九年以前來台的外省人的貢獻就應該一筆抹殺嗎？
　有人要求追究「二二八」的元凶，但如果「二二八」的本質是「族群衝突」，「族群」是天生的，是上帝的旨意，那麼「二二八」的元凶不就是上帝嗎？怎麼追究啊？
　「二二八」悲劇的發生當然有其原因，小馬哥指出，「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有其特定的國際時空背景」。大戰之後，整個世界經濟蕭條，韓國發生「濟州島事件」，中國大陸的復員也是一塌糊塗。「二二八」是由取締私菸的天馬茶房的一槍打響，東京街頭也發生取締台灣小販，日警連發五百四十二發子彈，打死五人，重傷二十三人的「澀谷事件」。
　除了戰後經濟蕭條外，加上國共內戰又起，台灣物資大量流向大陸，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政治落後，許多來台官員貪汙腐敗，軍紀敗壞。「二二八」的爆發遂成為歷史的必然。國家公權力的濫用，更造成難以彌補的國家暴力事件。
　「二二八」的本質是一樁國家暴力事件，並不是什麼「族群衝突」。把「二二八」界定為「族群衝突」，外省人當然要背負「原罪」，背負「原罪」的外省人當然永遠只能是「次等公民」，一個社會中存在著「次等公民」能「族群融和」嗎？「次等公民」能因「新台灣人」而得到「原罪」的赦免嗎？
　所以，小馬哥的「二二八」致詞，才是新一代的「新台灣人」超越舊悲情，邁向新融和的「新台灣人」歷史觀。　　　　　　　　　　　　　　　　　　　　□

一百個月的日子－－《海峽評論》百期感言

【《海峽評論》1999年4月號100期】
　從一九九一年元旦創刊，一百個月的日子過去了，《海峽評論》出刊了一百期。 回想當年，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北京當局穩住了局勢，免於中國陷入二 次「文革」的內戰混亂，但是，鄧小平開放改革的形象為之破碎，國際輿論爭相撻伐，指 責交加，全球炎黃子孫的愛國主義為之心碎！一百五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夢想 ——「中國一定要富強」、「中國人站起來」，難道就要從此斷送嗎？ 在這樣的歷史形勢和心理背景下，在祖國最困阨和危險的時候，台灣的愛國知識份子苦思 焦慮，也開始集結，為了聯絡同志，互通聲氣，於是決定創辦《海峽評論》。當時我們的 心情，正是《海峽評論》五周年時所說的——「在那反中國的狂潮中，對《海峽評論》， 我們沒有高調，也沒有期望，只有一股不可撼動的意志——即使一本不賣，我們也要辦下 去！為這一代的台灣中國知識份子作歷史的見證。在善意或惡意、嘲笑和惋惜的眼光下， 《海峽評論》以最粗糙的方式，一期一期的出刊了，我們不寄望於鼓動風潮，只但願能聯 絡同志，以友輔仁。陳獨秀創刊《青年雜誌》第一期印了一千本，《海峽評論》第一期印 了三千本。」
　一百個月來，隨著國內外客觀形勢的發展，我們探討了兩岸的和平統一和二十一世紀中 華民族的復興，也經歷了一些國內外歷史發展的大事。 　二十世紀初，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說是繼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後 的人類歷史的大事，而在二十一世紀與美國爭霸全球的蘇聯，居然在一九九一年頹傾了， 而使得俄羅斯至今陷入政治經濟的泥淖裡難以自拔，這真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 客，眼見他樓塌了」。蘇聯瓦解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再也無人與之爭鋒。
　「六四」之後，接著蘇聯瓦解，中共竟穩住了陣腳，不但沒有出現反華人士所預期的「 骨牌效應」，反而以二位數字的經濟成長率不斷攀升，於是「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之聲 鵲起。
　五○年代韓戰後，美國的遠東戰略本是「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一九六九 年「珍寶島事件」後，美國的「以共制蘇」才與毛澤東的「反霸統一戰線」一拍即合，才 有《上海公報》，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蘇聯瓦解後，「以共制蘇」的戰略目標達成，「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的「中國威脅論 」浮上檯面，而有「邪惡帝國」、「頭號敵人」、「拆散中國」甚囂塵上。「遏制」還是 「交往」，遂成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的焦點。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訪美是美國測試中共對台政策的底線，中共則以兩次飛彈演習答覆 ，以證明保衛領土主權完整的能力和決心。後來，美國方面公佈，才知道，九六年的台海 危機，戰爭竟是如此危險的擦肩而過。美國必須回答，美國是不是要繼韓戰、越戰之後， 為了台獨再與中國做一次軍事較量。於是才有九七年江澤民訪美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和九八年柯林頓訪華的「柯三不」。「打不贏，就入夥」，美國目前並不願意為台獨付 出戰爭的代價。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逝世，大家都期待蔣家政權結束後，台灣能邁向自由民主，新一代 台灣領導人與中共並無恩怨，也可以在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的基礎上促進兩岸和解，進而 統一。但是，人們對李登輝善良的願望，一一落空。一開始，什麼「主流」、「非主流」 ，最多是「省籍情結」罷，北京也公開支持台灣同胞要求「當家做主」的正當權利。後來 ，又是什麼「彈性外交」、「務實外交」，或者只是一種與中共外交鬥爭的策略罷。後來 ，又陸陸續續說些「怪話」——「參加聯合國，名稱不重要」、「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 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因其知識語言為日 語，用中文表達有「語言障礙」罷。
　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司馬遼太郎和李登輝的對談發表後，李登輝的「內心世界」才大白 於世，原來他是一個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餘孽。但我們還是以「原鄉人的原罪在原鄉」 來包容他。江澤民在司馬遼太郎之後，還發表「江八點」來挽回他，直到李登輝配合 美國反華勢力，破壞「一個中國」原則，而有九五年訪美之行。中共才開始「四評李登輝 」和飛彈演習。
　飛彈演習之後，李登輝也由「民主先生」變成了美國的「麻煩製造者」。但是，李登輝 隨著其權力的穩固，也愈來愈肆無忌憚，竟然推動修憲讓自己取得有權無責的獨裁地位； 為了貫徹其軍國主義皇民思想，竟然推動竄改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歌頌日本在台的殖民 統治；並且公開狂言聲援他的殖民母國日本，不要為五十年前的侵略戰爭向中國道歉。
　從十九世紀中葉，裴里將軍建議佔領台灣以來，佔領台灣或促使台灣和中國分離，一直 被視為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但當時美國尚無力跨海西來，又為分化中日兩國，而唆使 日本佔領台灣，才有馬關割台，使中日兩民族成為世仇，而漁翁得利。美國不願為台獨一 戰，而有「新三不」，但並不表示反對日本支持台獨，所以，九八年柯林頓搶在江澤民之 前訪日，日本不但不接受「新三不」，甚至拒絕為侵略中國道歉。日本的「高姿態」與美 日「安保條約」的擴大解釋，及美國佈置TMD當不是孤立事件。美國是否會重複十九世紀 分化中日的伎倆，尚猶待觀察。
　九○年代的歷史反覆曲折，這一百個月來的兩岸關係也是波濤洶湧，面臨著二十一世紀 ，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決不容許我們樂觀。但是，「國家一定要統一， 民族一定要復興」的信念也決不容許我們退縮。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孫中山先生的臨終遺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海峽評論》也必追隨海內外中華兒女，為我們這 苦難而偉大的祖國繼續奮鬥底於成功。　　　　　　　　　□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評台灣當局的「波茨坦牌」和「民主牌」

【《海峽評論》1999年3月號99期】
　去年十月，辜振甫訪問大陸，台灣當局打出「波茨坦牌」和「民主牌」，以為可以阻卻兩岸的和平統一。當時我們就說過，「中華民國必須在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連在台行使主權的自我合法性都沒有。一旦中華民國政府放棄中國主權代表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也阻絕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中國主權的繼承。」何以故？茲願進一步申論之。
　李登輝無知於國際政治的常識，老是自欺欺人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在台灣抽一毛錢稅，憑什麼擁有台灣？後來，又如獲至寶的發現《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文東北和台灣歸還「中華民國」，而不是「中國」，更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為只要守著「中華民國」四個字就可以阻卻中國的和平統一。
　殊不知，中華民國在台灣光復之前，也從未在台灣抽過一毛錢的稅，又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光復台灣呢？其實乃是因為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帝國所擁有的中國主權，台灣是代表中國主權的大清帝國政府割讓的，所以，日本戰敗後，台灣就要歸還繼承大清帝國中國主權的中華民國。
　從一九四九年起，中華民國的中國主權又遭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雖然有美國反共圍堵政策的極力支持，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終究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連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邦交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目前還有二十多個邦交國，兩岸正在從事繼承與被繼承的拉鋸戰。
　我們認識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不完全繼承」的關係，但是並不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有權放棄恢復被繼承的大陸領土主權的憲法義務；也不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放棄完成未能繼承的台灣領土主權的憲法義務。一旦放棄憲法義務，政府即失去其合法性。雖然，今天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只有二千一百萬人和二十多個小國承認，畢竟還可以「敝帚自珍」，但一旦連自我合法性都不能堅持，中華民國政府便只能是一個非法的割據政權，這就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所以，中華民國必須堅持自我合法性，堅持憲法的「中華民國在中國」（即「固有疆域」），堅持恢復中國的統一。自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即宣告放棄武力統一；放棄武力統一，並不是放棄統一，而是將武力統一改變為和平統一。和平統一的唯一方式就是兩岸談判。談判就是統一條件的談判，談得成，兩岸雙贏，皆大歡喜，談不成，「買賣不成仁義在」，談成的部分先談好放著，談不成的部分，慢慢繼續再談，這就是「無條件談判，有條件統一」。
　台灣當局以為不肯談判就可以賴在台灣拒絕統一，其實是大錯特錯，自誤誤國，經過談判兩岸還可以對等、尊嚴、互利、和平的統一，一旦割裂中國領土主權，實現台灣獨立，激起全中華民族的公憤，台灣只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繼承統一之途。所以，我們才一再的說，「急獨派才是真正的急統派」。
　台灣當局得意於可以阻卻統一的「民主牌」，其實也是自誤誤國的「極統派」主張。
　近代西方民主思潮來自法國大革命，由「三級會議」而「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而後又成立「國民制憲會議」。「國民會議」遂成為近代國家民主的象徵。
　「國民會議」來到中國，當為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之後，革命軍與清軍對峙，而有革命軍代表伍廷芳與清政府代表唐紹儀舉行和議於上海，十二月二十九日，雙方達成三項協議。第一項：「開國民會議解決政體問題，從多數決，決定後，雙方均須依從。」第三項：「國民會議未解決政體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接著，十二月三十日，南北雙方取得有關國民會議之協議有：
　（一）國民會議由各處代表組織，每一省為一處，內外蒙古為一處，前後藏為一處。
　（二）每處各選代表三人，每一人一票，若有某處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
　（三）開會日期，如各處到會之數，有四分之三，即可開議。
　（四）各處代表，江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發電召集；直隸、山東、河南、東三省、甘肅、新疆，由清政府通知該省諮議局；內外蒙古及西藏由兩政府分電召集。
　一九一二年元旦，孫先生就臨時大總統職，但於就職的第二天，即一月二日，又致函袁世凱謂：
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民主、君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
　孫先生倡導革命，苟有利於國家人民，生死以之，絕非貪權戀棧之輩，所以，在一月五日，《告北軍將士文》中說：「一俟國民會議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
　後來，袁世凱背信竊國，國民會議也成泡影，然而阻擋以民主方式的國民會議和平統一中國的洪憲帝制，也終於在曇花一現後即遭覆滅。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學生亦倡議召開「國民大會」以解決國是問題。召開國民會議再次的倡議則是一九二三年七月，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的《中共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最後的結論謂：
我們的主張是，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若是國民黨看不見國民的勢力，在此重大時機不能遂行他的歷史工作，仍舊號召四個實力派的裁兵會議與和平統一，其結果只是軍閥互戰或產生各派軍閥大結合的政局，如此我們主人翁的國民斷不能更袖手旁觀，例如上海總商會所發起的民治委員會即應起來肩此巨任，號召國民會議以圖開展此救國救民的新局面。在北京之國會已成為封建軍閥的傀儡，國民已否認其代表資格，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他能夠否認各方面有假託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之權。由此國民會議所產生之新政府，須以真正國民革命的勢力，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然後才不愧為統一全國的人民政府，不是一個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個各派軍閥合作受列強勢力所卵翼的政府。同胞們！只有這一條路，是真能救我們中國人跳出外力軍閥二重壓迫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中共第三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再次重申「主張由國民黨或人民團體出來號召一個國民會議，開始以國民革命的新局面來解決一切對內對外的政治問題。」
　以後，十一月十日，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對於時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並說：
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為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之自由。
　在同月稍後，中共又發表了《中共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其中云：
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機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幾頭元老的善後會議，乃是本黨去年北京政變時所主張的及中國國民黨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只有這種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他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思與權能。
我們希望國民黨領袖們努力號召全國人民的團結，促成此國民會議，並須努力使他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更應極力反對軍閥們拿什麼各省軍民長官會議來代替此會，執行此會職權。此預備會之任務不但是籌備國民會議，我們更應號召各階級的民眾及各派帝國主義者尚無確定的關係之武力，擁護此預備會，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為臨時國民政府──號令全國的唯一政府。
　孫中山先生北上後，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中，仍然在熱情的呼籲民眾「來鞏固自己的組織，並極力贊成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
　「國民會議」是正統的近代西方民主，「國民會議」的內涵包括「解決政體問題」，進一步包括制定憲法。「國民會議」的民主統一當是「一國一制」的國家統一，才是真正的國家統一，而有異於「一國兩制」的「不統一的統一」。這種真正的「一國一制」的民主統一，我們廣大的愛國人民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
　但是，「國民會議」絕不是李登輝可以用「黑金」收買和控制的御用「國民大會」，一旦通過決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體，也就是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剝奪台灣「黑金政治」的特權，和帝國主義在台的特權，台灣當局和既得權益階級能甘休嗎？一旦決議「土地國有，漲價歸公」，支持李登輝的土地資本財團能罷休嗎？決議全國軍隊統一，決議全國財政統一，決議全國行政統一，決議全國司法統一，……這些民主的決議要執行呢？還是不執行？台灣的既得權益階級能善罷甘休嗎？台灣能不一片紊亂嗎？所以，「民主牌」雖是「極統派」的主張，但卻不是最可行的主張。
　我們不敢唱民主的高調，只有「維持現狀」的低調，只求維持「一國兩制」的現狀，只求就地合法化，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當局高唱「民主牌」，我們除了表示欽佩外，只有拚命鼓掌的份。但是，李登輝應當知道，摩西《十誡》的第一條就是告誡人們不可說謊，林肯也有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民主牌」是耶？非耶？　　　　　　　　　　　　　　　　　　　　　　□

台灣史的白癡－－評李登輝與深田祐介的對話

【《海峽評論》1999年3月號99期】(附深田祐介與李登輝對話)
　一月卅一日，《自由時報》譯出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深田祐介的訪談紀錄，並刊出於二月號日本政論月刊《諸君》，其中媚日反華，膚淺無知，狂妄庸俗，一一展現。我們一再勸告李登輝，應有自知之明，正式講稿有幕僚作業，問題不大，千萬不可直接接受日本媒體採訪，一開口就錯，身為台灣領導人，一錯關係重大，尤其是丟台灣人的臉丟到日本去，讓日本人以為台灣人都是無知無識、卑顏事仇、脅肩讒笑、甘心為奴、懷念殖民統治的「清國奴」。
　看完了深田祐介和李登輝一拉一唱後，並不需要有任何語言文字的批判，只要是人類一份子就不能接受李登輝對殘害中國人民三千五百萬以上的日本侵華軍國主義輕易忘記，只要是台灣人一份子就不能無視於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被殘害的六十五萬台灣人，而歌頌其中也有「幸福」。
　以下是我們簡單的評論。
「台灣優先」、「台灣第一」都不見了
　李登輝認為日本侵華，五十年前的舊事不必重提，但是為什麼「二二八」五十年前的舊事就要重提呢？日本侵華殘害中國人三千五百萬，「二二八」受難家屬不過主張受難人二萬人而已。二萬人的犧牲要道歉、要賠償，三千五百萬人的犧牲連一聲口頭的道歉都沒有，李登輝的公道又在那裡。難道只有二萬台灣人是菁英，三千五百萬中國人都是支那賤種的「中國豬」，死了活該？
　德國戰後，不但對納粹懲凶緝凶，今年二月初，還審判了一個當年虐殺女囚的女監獄管理員，德國政府更是賠罪又道歉，又賠款，甚至制定法律禁止法西斯主義活動。戰後日本戰犯並沒有全部都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美國還包庇了「七三一部隊」的元凶，不賠償、不道歉，並且，否認戰爭罪行，甚至將被處死的戰犯東條英機等入祀靖國神社，日本首相還公然參拜靖國神社的戰犯，竄改歷史教科書以「進出」取代「侵略」，甚至進而侵占我國領土釣魚台列嶼。致使亞洲各國驚懼於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李登輝以「五十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來為日本軍國主義犯下人類的滔天大罪做掩飾。又以「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辯護，這難道是中華民國總統的立場嗎？這難道就是台灣人的主體性嗎？李登輝的「台灣優先」、「台灣第一」怎麼一碰到日本軍國主義就不見了呢？
不准對日本軍國主義有「個人恩怨」
　李登輝一向認為，光復後台灣發生「二二八」、「白色恐怖」，晚上睡不著覺，被迫學國語，而言「台灣人的悲哀」。那為什麼江澤民親人遭日軍殺害，也在淪陷區被迫學日語，就不可以有「中國人的悲哀」呢？就不可以「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呢？何況，這絕不止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而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滔天大罪。李登輝只知道「個人恩怨」，他以「昭和赤子」受惠於日本殖民統治，不但無視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犯下的罪行，反而歌頌日本殖民統治，鼓勵日本人恢復戰前軍國主義的「自信」，那才是「個人恩怨」！但是除了「三腳仔」外，受惠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又有幾人，更何況廣大的抗日愛國台胞。李登輝毫無台灣領導人的風骨和尊嚴。再者，日本軍國主義是江澤民「斷罪」的嗎？早在大戰結束後，日本軍國主義就被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斷罪」了，只是日本軍國主義餘孽至今不承認而已，否則，日本為什麼會遭麥克阿瑟的美軍佔領？否則，為什麼會有日本的「和平憲法」？李登輝無知於歷史，也無知於國際政治的現實，只一味妄想日本軍國主義「武運長久」，難道還想又要「打破虛妄的國際體制」嗎？
　李登輝不是說台灣人被「外來政權」統治而「悲哀」嗎？現在又說受了日本、中國、美國的教育而「幸福」，又說，受了清、西班牙、荷蘭、日本和國民政府的統治而「更加的期待自由和民主」。十八世紀末才有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西方人才有現代的自由民主思想。在滿清、西班牙、荷蘭統治台灣的時候，西方還沒有自由民主的思潮，台灣人就開始期待「自由和民主」，這也要「台灣第一」、「台灣優先」，李登輝簡直是「第一」瘋了，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李登輝譏笑江澤民不懂「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李登輝要以「唯物史觀」感謝殖民統治，也不能「唯物」到這種程度罷。
「帝王條款」「黑金政治」的「台灣民主」
　李登輝還譏笑江澤民不懂「民主主義」。但是，李登輝又懂多少「民主主義」，李登輝公然宣示國民黨內不要民主，試問一個不民主的政黨可以執政而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嗎？李登輝不過是以黨主席獨裁，挾戒嚴時期國民黨積累的獨特資源，在黨外發動民粹主義，如果民粹主義就是民主，那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何嘗不是民主？更得到民意支持的是鼓動「八億神州盡舜堯」的毛澤東，只是毛澤東沒有進行投票，否則，「文革」時期，一定可以票選出世界得票數最高的國家領導人。李登輝的民主搞成「黑金政治」，議會中盡是財團和黑道，最近還壓迫立法委員選舉正副院長公然亮票，這就是民主嗎？李登輝修憲修出「帝王條款」；把總統修成有權無責，不接受民意監督，讓台灣人民每四年有選舉一次皇帝的權利，這也是民主嗎？果若不信，去比較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李登輝的權力比江澤民大得多。但我們也要說句公道話，李登輝「民主」唯一的好處就是批評李登輝到現在還可以不必坐牢，感謝他的皮厚不怕罵，「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這一點李登輝倒是非常的「中國」和「封建」。
鄭成功、蔣介石也要「建設新國家」
　李登輝不但是世界史文盲，更是台灣史的白癡。他的台灣史竟然是「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稱的『外省人』，也是五十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主要的是到台灣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一）四百年前，全世界也沒有什麼人知道什麼是「自由和民主」，由大陸來台灣的中國人就知道追求「自由和民主」，豈不是近代自由民主的思想起自於中國？
　（二）鄭成功來台灣是「逃避明朝的暴政」，這是不是也要寫進「認識台灣」歷史教科書呢？恰恰相反，鄭成功來台是奉明正朔，是把「明朝的暴政」遷移到台灣來的。
　（三）鄭成功和蔣介石（外省人）來台灣不但不是來「建設新國家」，恰恰相反，是為了要恢復「舊國家」。鄭成功要「反清復明」，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把矢言「策馬投鞭天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鄭成功，和矢言「把中華民國憲法帶回南京」的蔣介石，說成來台「建設新國家」，李登輝真的是「老番顛」了。
　（四）李登輝居然說，鄭成功和蔣介石「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他們不是統治者，誰是統治者呢？李登輝在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話中不是說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嗎？難道蔣氏「外來政權」來台接受「本土」人民統治？李登輝簡直是「頭殼歹去」。
　總統府裡不是沒有台灣史專家，李登輝要談台灣史也得先請教一下戴國煇教授嘛。
陳水扁才是李登輝的約書亞
　在日本人前面，李登輝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心跡。果然，李登輝在台北市長選舉時，並不真正屬意馬英九，只是身居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和怕發生省籍對立的升高而已，他也毫不掩飾的說出，他真正屬意的是落選的陳水扁。他說：
　「我認為培育年輕人是很有必要的。這次選舉落選的一位民進黨領導人在選後到我辦公室來，我建議他讀聖經，讀了聖經的《出埃及記》，就會了解摩西率領以色列人民到加納聖地的過程有多少艱難，這和現在領導國家並沒有兩樣。我還告訴他，我們現在對日本、美國、大陸做了什麼事，我們還要有什麼樣的努力，國家需要的是什麼。告訴他們這些事，讓他們理解，這是我的任務之一。」
　李登輝要「培育年輕人」，為什麼不培育馬英九？為什麼不培育吳敦義？為什麼不培育吳伯雄？為什麼不培育宋楚瑜？為什麼不培育連戰？偏偏只把〈出埃及記〉的秘笈衣缽傳授給陳水扁？此無其他，因為有陳水扁是「鐵杆台獨」，台獨之中只有陳水扁在李登輝卸任之後可能贏得總統大選。所以，去年台北市長選舉，不是馬英九和陳水扁的選舉，而是馬英九和李登輝的選舉，二千年總統大選，如果是連戰和陳水扁出馬，也不會是連戰和陳水扁的選舉，而是連戰和李登輝的選舉。
　不過，陳水扁雖「鐵杆台獨」，但卻有一點和李登輝不同，去年市長選舉，電視辯論時，他還主張日本應為侵略向中國道歉。畢竟陳水扁「吾生也晚」，無法能理解李登輝「昭和赤子」的情懷。　　　　　　　□


附：

台灣人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
《諸君》訪李登輝
深田祐介

　李登輝一月十四日接受日人深田祐介獨家專訪，全文刊於日本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二月號。
　在接受專訪時，李一再強調民主自由的重要，指出，台灣人民應該不分族群，共同捍衛台灣，為民主自由奮鬥。他同時重申不會在明年再度競選總統，表示「在適當的時期將棒子交給下一代是很重要的」。
　對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面對江澤民時所表現出的「態度毅然」，以及「『日美合作防衛方針』在安定東北亞的作用」，李皆表示肯定。
　以下是一月三十一日台北《自由時報》譯載的部分訪談內容。　編　者

　深田：去年十一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十一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五十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我認為江澤民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須是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上唯物論的信奉者。不斷地拘泥「過去」的對立而不眼看將來，從辯證法來看是不懂歷史的，毛澤東大概就不會這樣說了。
　深田：從這樣的觀點看，不管在中國大陸或是北韓都沒有真正了解辯證法的共產主義者。江澤民不但不懂歷史，也不了解歐美的民主主義，柯林頓總統說了三不之後，照中國這種獨裁國家的想法，美國整個國家都是跟柯林頓一樣在說三不。
　李總統：江澤民在和辜振甫會談時曾說「我也是黨內選出來的才有今天的地位，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簡直是笑話。就像深田先生說的，他也許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主義。不只這樣，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是很危險的。
　如果要說「過去」，五十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以前我和司馬遼太郎對談時因為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去表達台灣的歷史經驗，而變成了台灣人的一種歷史感情。我只是在提示要克服「悲哀」而已，因為我們有苦痛的經驗，所以才要面對將來，期待新的發展。
　在台灣的經驗裡有「悲哀」也有「幸福」，例如我有機會受到日本、中國和美國的教育，知道各種不同的想法，獲得了各種不同的經驗，這是在別的國家所無法得到的寶貴經驗。正因為台灣受到清、西班牙、荷蘭、日本和國民政府各種長期不同的統治經驗，因此台灣人更加的期待自由和民主。台灣人和美國人非常相似，美國人為了自由和民主而到新大陸，台灣人也一樣，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的「外省人」，也是在五十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
　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例如我是客家人，不管客家人、外省人、台灣人，都不能有政治上的區分，否則就會立即陷入認同的危機。
　深田：總統打出的「新台灣人主義」使得國民黨贏了這次台北市長選舉。這次選舉並非只是台灣內部的問題，也和亞洲安全有關而受到注目，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可能誘發中國的武力犯台。
　李總統：支持馬英九除了我自己是國民黨的主席之外，還有數項理由，首先是馬英九是在大陸出生的年輕人，因為是外省人，所以也就有一些不利要素，台北市有七成外省人，三成台灣人（編按：此應為錯譯，應「七成台灣人，三成外省人」），選戰終盤雙方各有四成支持，兩成的浮動票將左右選舉結果，放置不管的話，省籍對立可能升高，如省籍對立成為選舉的訴求重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將永遠存在，超越這個悲哀以建設新的台灣是我們的使命。深田先生剛才說的沒有錯，在安定的國際情勢中興起波浪並非上策，目前在獨統問題或在安全保障面上，和大陸、美國，及其他周邊國家的關係都有較為安定的局面，最好不要發生變化，我們希望維持現狀。
　深田：總統並沒有否定統一，這是不是在等待中國的民主化？
　李總統：到目前為止，我從未說過希望用什麼方式統一。
　深田：在現實上，台灣海峽和北韓是東亞的火藥庫，應付這種緊張局面的最好方法是什麼？
　李總統：日本的角色很重要。具體上「日美防衛合作方針」在安定東北亞的作用。有一段期間，因為是否將台海問題放入「周邊有事」而發生意見，現在「周邊有事」的範圍則以事態的性質判斷，而不設定地理界限，這是值得肯定的。
　深田：最近日本的政治家越來越小家子氣，有人認為李總統是「哲人政治家」。
　李總統：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哲人」，政治家的工作並非只是「統治」。而要去聽人民的聲音，去了解人民在想什麼，保持著「愛」的心情去理解人民，這才是政治家的工作，政治家就是要丟棄這種統治人民的落後老舊觀念。
　深田：總統曾說明年不再出馬競選連任，但是台灣人民可能不願意讓總統從此引退，一定會有很多聲音要總統再度競選。
　李總統：不管人民有沒有這種聲音，利用民主主義持續掌握權力的情形，可能會變成獨裁國家，在適當的時期將棒子交給新人是很重要的，我已經七十歲了，並沒有考慮下次選舉的問題。
　我認為培育年輕人是很有必要的。這次選舉落選的一位民進黨領導人在選後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建議他讀《聖經》，讀了《聖經》的《出埃及記》，就會了解摩西率領以色列人民到加納聖地的過程有多少艱難，這和現在領導國家並沒有兩樣。我還告訴他，我們現在對日本、美國、大陸做了什麼事，我們還要有什麼樣的努力，國家需要的是什麼。告訴他們這些事，讓他們理解，這是我的任務之一。還有，我也說在領導人的世界裡也有「不做做看是不知道的」情形，日本的小淵首相不就是這樣嗎？
　深田：我最近有機會和小淵首相見面，向他說現在正是重估日台關係的最好時機。
　李總統：小淵首相在江澤民訪日時態度毅然，拒絕了「三不」，在國會的運營上也和自由黨聯合，到目前為止沒有缺點。過去外界對小淵首相的評價是「軟骨頭」、「沒有果斷力」，其實他做得很好，「不做做看是不知道的」。日本新聞界送給他「鈍牛」的綽號，其實他給人的印象並非「停滯不進」，而是「按部就班，持續成長」。
　深田：世界的經濟正面臨重大歧路，今後我們應該走什麼道路？
　李總統：我們應該要有一個能安定世界的金融政策，這個工作可能要由美國來做。如果針對日本和亞洲的關係看，日本政府必須重新檢討ODA（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目前亞洲各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各種投資仰賴短期資金，短期資金是只要當時具有條件就可以獲得，可是一旦出現問題，立刻就被收回，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就是以短期資金做過度的投資。我們期待日本的，是通過ODA向亞洲各國供應十年、二十年的長期資金，現在的ODA實際上只是一種資金的援助，如果回收這項援助金之後，能再做進一步的援助，變成一種還流系統，這樣的話，這種資金實質上將產生長期投資的同樣效果。
　目前為止，大陸並不允許短期資金的引進，這是中國能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只受到最低限度影響的原因之一，但是中國的成長在今年也將面對重大挑戰。
　深田：人民幣會不會貶值？
　李總統：有可能。
　深田：今年歐元登場，在美元和歐元兩大貨幣之間，今後亞洲如何應付？
　李總統：考慮亞洲貨幣的時機已經來臨，這要費很多時間，也許無法成為像歐元一樣的共同貨幣，但我們還是需要一種能安定匯率與維持實質經濟成長的系統。
　深田：這是不是歐元誕生之前，EU（歐洲聯盟）所嘗試的那種將各國的貨幣抑制在一定變動匯率內的系統？
　李總統：日本金融當局幾次提出這樣的構想，重要的是不能將其變成為對抗美元或美元圈的閉塞構想，因此有必要去做更多的考量。同時，為了構築這個系統，日本在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中必須花費更多的責任，現實上，美國的領導是過於強大的。
　目前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所做的是，不讓口渴的人喝水，這只是教訓口渴的人忍耐而已，這方法可能得不到亞洲的理解與合作，目前對籠罩全世界的流動性不安，必須導入一種安定市場的政策。前面我曾說過日本的ODA，目前亞洲所需要的並不是資金可以自由流入的系統，而是可以貯存資金的系統，例如，任何國家對國內沒有資金能力的中小企業或農業，都有一種由政府提供的信用保證制度，如果這種制度也能在國際間運作那就太好了。　（譯者　張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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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和平統一一定要實現－－有關「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若干問題

【《海峽評論》1999年2月號 98期】
　為了要統一內部思想，去年九月中共出版了一本《中國台灣問題》的幹部讀本，今年元旦又適逢中共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二十周年，今年春節也是江澤民發表「江八點」的四周年，又在汪道涵訪台炒熱之際，我們願就兩岸最敏感的「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問題，發表一些理論上的意見，供兩岸當局參考，以盡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和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的責任。
　長期來，我們就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國家政府的「不完全繼承」關係，這種「繼承」是由於革命內戰造成的，完全不同於戰後的東西德和南北韓。內戰造成了兩岸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峙，再加上戰後的冷戰，而使得內戰的對峙延續下來，至今未能結束。雖然由於內戰和冷戰的雙重結構使得中國主權的行使和對外的代表權分裂，但是，兩岸主權屬於兩岸中國人民共同所有的這一主權完整性幸好尚未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中國主權的本身並未分裂，所以，兩岸才一直存在著統一的問題。
　從七九年元旦中共《告台灣同胞書》和九一年五月一日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岸的統一才出現了和平的契機。但和平是指兩岸的和平統一，而不是兩岸中國主權的和平分裂。
　分裂兩岸中國主權是《舊金山和約》以來的美國「陽謀」，即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但都不為當時的兩岸當局所接受。美國與中共的談判，從華沙談判到日內瓦，談了一百多次，都談不成，才有七二年的《上海公報》和七九年的《建交公報》。
　台灣雖歷經七一年的退出聯合國和七九年的美國斷交，但是在兩蔣總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不但無損於台灣的生存發展，甚至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直至李登輝上台，進入後冷戰時期，美國達成了「以共制蘇」的戰略目標後，才有李潔明「主權過時論」和白樂崎的「台灣分離身分」，鼓動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甚至聲稱「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不過叫做「中華民國」而已，意圖走向兩岸中國主權的和平分裂之路。到九五年李登輝訪美之後的二次中共飛彈演習，終於有九八年柯林頓訪華的「柯三不」。台獨之路再度封斷。
　如果台灣當局真正了解國際形勢和世界潮流的話，應該放棄台獨和分裂兩岸中國主權的幻想了。寄希望於美國為台獨而戰是不切實際的。寄希望於中共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是不切實際的。五○年代中國一片殘破加上韓戰，六○年代越戰，七○年代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中共都沒接受美國分裂兩岸主權的要求，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已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共可能接受兩岸中國主權分裂嗎？為什麼台灣當局一定要帶領二千一百萬人「向不可能挑戰」，「向不可能挑戰」的結局只有悲劇下場，悲劇難道是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的福祉之所在嗎？近代台灣歷史，台灣人民已經夠悲情了，難道一定還要再製造一次台灣人民的悲情歷史嗎？
　兩岸主權分裂既不可能，唯一的路只有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當局並沒有政治的困難，中華民國憲法本來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憲法，《國統綱領》也是明文「一個中國」原則的綱領。兩蔣總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持了五八年「金門砲戰」之後的台海和平，更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李登輝的「務實外交」只落得中共飛彈演習和「麻煩製造者」的頭銜。台灣當局不及時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主動的展開兩岸談判，難道要坐待中國強大後，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或逼使台灣被併吞嗎？
　此外，中共當局亦當知道「主觀願望不能代替客觀規律」的科學唯物主義命題。
　從客觀上來看，從四九年至今，兩岸主權並未分裂，國際上也從未實現過「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仍然維持著「一個中國」的狀況，甚至民進黨所謂「台灣主權獨立」的「主權」僅是「事實主權」而非「法理主權」，故只能是主權的行使權即治權。另外，自四九年後，兩岸亦早已形成「兩制」或「兩治」。一般而言，主權的所有權與主權的行使權必須一致，但是，內戰狀態延續的「不完全繼承」卻在客觀上使主權的所有權和行使權脫離。中華民國主權包括大陸，但中華民國政府卻只能在台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包括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只能在大陸地區行使主權。所以，「一國兩制」並不只是和平統一後的兩岸關係，而是從四九年以來的兩岸關係的現實。
　排除了武力統一後的兩岸關係，在客觀上，「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應有三種型態。
　（一）對峙的「一國兩制」：在兩蔣時代堅持兩岸各自「一個中國」，事實上又是「兩制」，一邊要「解放台灣」，一邊要「反攻大陸」，「漢賊不兩立」。這種型態不但沒有脫離「一個中國」原則，並且還是事實的「一國兩制」，只不過是兩岸軍事對峙而已。
　（二）和平的「一國兩制」：當是江澤民說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在結束敵對狀態之後和實現和平統一之前，兩岸關係仍然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一國兩制」。
　（三）統一的「一國兩制」：這是鄧小平的「天才發明」，兩制就不是統一，統一又何來兩制，這是矛盾統一的高度辯證思維，「統中有獨，獨中有統；統統獨獨，獨獨統統」。落實下來只是維持法理主權的完整，最多只有國號和外交代表權的統一，或在統一的憲法中規定不統一的「兩制」，也就是現狀的合法化或「就地合法化」。所以，錢其琛說：「一國兩制就是最好的維持現狀的辦法。」這應該是說，「合法化」是維持兩岸「一國兩制」現狀最好的辦法。
　「一國兩制」早已是兩岸關係的現實，缺少的是「和平統一」，所以，未來兩岸只是以「一國兩制」邁向「和平統一」而已，也就是「維持現狀」的「和平統一」，而不是「和平統一」後來實現「一國兩制」。
　台灣當局指控我們主張「一國兩制」是「急統派」，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一國兩制」不是台灣統派的主張，而是國共內戰所形成的「不完全繼承」的現實，我們只是認識到這個事實罷了。
　中共當局似乎也未能認識到「一國兩制」就是兩岸的現實，而企圖以「和平統一」去實現「一國兩制」，而混淆了戰略目的和手段的不同。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只是達成戰略目的「和平統一」的手段而已。
　在「一國兩制」的現實基礎上，令人遺憾的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台灣當局並沒有從對峙的「一國兩制」向和平的和統一的「一國兩制」邁進，反而是從「一國兩制」的現狀滑向「兩國兩制」。這也就是李登輝所說「打破虛妄的國際體制」。
　另外，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台灣問題》的讀本中，有一段堅決反對「主權共享，治權分屬」的說明，該讀本嚴厲的說：
　「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是主權只能由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行使。因此，中國的主權，包括對台灣的主權，只能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行使。台灣方面主張的『主權共享』，是指由所謂『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共同享有、共同行使主權。這不是主權共享，而是主權分割，是『一國兩治』、『兩個中國』。所謂『治權分屬』，則是『分裂分治』、『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的又一說法。」（頁一三三）
　我們認為這一段話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精神。茲略述如次：
　（一）我們同意「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是主權只能由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行使」的原則，但是我們不同意對台灣的主權，「只能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行使」。中共領導人開口閉口，兩岸「和平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和平統一」後，雖然必須要有一個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必須是新的國號和新的憲法的中國，這個中央政府絕不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否則豈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吃掉「中華民國」，這又怎麼叫做「誰也不吃掉誰」呢？
　（二）即使在新國號、新憲法下統一的中國，中共領導人也口口聲聲的說，中央對台絕「不派一兵一卒，不設一官一職」，請問「不派一兵一卒，不設一官一職」，中央政府如何在台行使主權（治權或主權的行使權）？「葉九條」的第三條亦明文「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的司法、國防、行政、財政、立法的「地方事務」又那一項不在中國主權範圍之內？「不干預」，中央政府又如何在台行使主權？可見，讀本撰稿人未能區別主權所有權與主權行使權，主權所有權的意志表現於憲法，政府只能根據憲法行使主權，憲法可以規定「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也可以授權台灣地方政府在規定的範圍內在台行使主權。
　（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享有中國主權，也不共同享有中國主權。政府只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權，而享有主權的行使權。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兩岸主權屬於兩岸人民共同所有，這才叫做「主權共享」。「治權」即主權的行使權，中央政府要行使主權於台灣，又何「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之有？故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後，中央政府只能干預大陸地方事務，而不能干預台灣地方事務，難道這不是「治權分屬」嗎？「主權共享」也就是共享一個國號，共享一部規定「治權分屬」的憲法，和在國際上共享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共享中國人的榮辱。
　（四）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原則下，其實不必太忌諱於「一國兩府」和「政治實體」。「和平統一」後，難道不需要一個不受中央政府干預的台灣政府嗎？「一國兩府」的問題不在於「府」，而在於這個「府」所行使的權力有沒有超過憲法的授權範圍之外，在授權範圍內「一國兩府」就是「一國兩制」，在授權範圍外，兩府就成兩國。「政治實體」的問題也不在於「政治實體」的本身，而在於是否是「一個中國」內的「政治實體」，兩岸政治談判，中共不是跟台灣「政治實體」談判，難道是跟「虛體」談判不成？從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共即承認有「台灣當局」，沒有「實體」又何來「當局」？「江八點」的第三點呼籲兩岸「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如果台灣連「政治實體」都不是，中共要跟誰「共同承擔義務」、「進行規劃」？但在「一個中國」之外的「政治實體」，那就是另一個國家了，那才是我們主張和平統一的愛國志士所堅決反對的。
　所以，我們認為，對上述幹部讀本中不符「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論述應予以澄清和修正。
　十六日，台灣陸委會召開諮詢委員會，據報導：
　「部分與會委員並建議，政府部門不妨呼籲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進一步公開明確表達其『一個中國』的新解，而不是堅持內外有別的作法，屆時政府可考慮將『一個中國』新解的內容，作為兩岸對話的基礎，兩岸要突破對『一個中國』的爭論，中共應公開提出新的講法。據了解，汪道涵在去年辜汪會晤之前，曾多次向台灣訪客提出的『一個中國』新解，係指『一個中國，既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指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未來統一的中國』。詹志宏昨日即指出，汪道涵的前述講法，是可以作為兩岸對話的基礎。」（《中國時報》一月十七日）
　其實這不是「一個中國」新解，而是「兩個中國」或「現階段兩個中國」的新解。去年七月底，「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宋東文率團到上海訪問汪道涵，汪道涵就當面做過澄清，是台灣訪客把他所說「一個統一的中國」誤會為「一個中國」原則，汪道涵的原意是，統一後的中國國號是可以更改的。所以，陸委會的意見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是不可行的。
　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原則下，若汪道涵訪台要帶來一定的對話基礎，我們倒是有兩項建議。
　（一）呼籲兩岸外交休兵：中共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不需要把台灣的邦交國斷光。在對峙的「一國兩制」時期，台灣的邦交甚至比中共多，也沒有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現在台灣有二十七邦交國，中共有一百六十三邦交國，兩岸為了外交競爭，把全世界的國家都建交建光了。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兩岸的中國人一樣擁有那麼多的邦交國，簡直是外交瘋狂。胡志強曾答覆詢問，認為若台灣呼籲兩岸「外交休兵」，那是示弱的表現。大陸方面，又何妨由汪道涵來台呼籲兩岸「外交休兵」，這絕不是示弱的表現。甚至可以經過兩岸磋商，中共未嘗不可以放幾個邦交國給台灣去建交，兩岸外交只要「同時而不並存」，就沒有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即使兩岸進入和平的「一國兩制」型態，台灣還是可以擁有邦交國的。只有到統一後，兩岸的外交才須一致。
　（二）邀請台灣參加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其實台灣從來沒有退出（或「逐出」）聯合國，七一年以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包括在聯合國中國席次內，之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包括在聯合國中國席次內。退出（或「逐出」）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台灣從來都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當然沒有再參加聯合國的問題，也沒有錢其琛說的「台灣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的問題。台灣要申請參加聯合國，其實是台獨運動的一種變相，「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應指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資格做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而不是台灣不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但是，台灣既然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卻沒有台灣人民的代表，難道這是合理的嗎？當年，聯合國成立之初，中國代表團五人中就有董必武一人為中共代表，今天的中國代表權為中共繼承，人大、政協都有台灣代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邀請一名台灣代表又何嘗不可？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自「鴉片戰爭」以來，我中華民族歷經一百六十年的浴血掙扎，終於復興在望，兩岸的祖國和平統一將是我民族復興的最後一役。我們懇望台灣當局能放棄台獨的幻想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下，展開兩岸談判，為台灣人民爭取最大的權益。我們也懇望大陸當局，放下國共內戰勝利者的姿態，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對台灣人民付出具體的善意。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海內外炎黃子孫願為祖國統一付出心力，中國的和平統一就一定要實現！□

「中國的和平統一一定要實現－－有關「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若干問題

【《海峽評論》1999年2月號 98期】
　為了要統一內部思想，去年九月中共出版了一本《中國台灣問題》的幹部讀本，今年元旦又適逢中共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二十周年，今年春節也是江澤民發表「江八點」的四周年，又在汪道涵訪台炒熱之際，我們願就兩岸最敏感的「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的問題，發表一些理論上的意見，供兩岸當局參考，以盡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和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的責任。
　長期來，我們就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國家政府的「不完全繼承」關係，這種「繼承」是由於革命內戰造成的，完全不同於戰後的東西德和南北韓。內戰造成了兩岸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峙，再加上戰後的冷戰，而使得內戰的對峙延續下來，至今未能結束。雖然由於內戰和冷戰的雙重結構使得中國主權的行使和對外的代表權分裂，但是，兩岸主權屬於兩岸中國人民共同所有的這一主權完整性幸好尚未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中國主權的本身並未分裂，所以，兩岸才一直存在著統一的問題。
　從七九年元旦中共《告台灣同胞書》和九一年五月一日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岸的統一才出現了和平的契機。但和平是指兩岸的和平統一，而不是兩岸中國主權的和平分裂。
　分裂兩岸中國主權是《舊金山和約》以來的美國「陽謀」，即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但都不為當時的兩岸當局所接受。美國與中共的談判，從華沙談判到日內瓦，談了一百多次，都談不成，才有七二年的《上海公報》和七九年的《建交公報》。
　台灣雖歷經七一年的退出聯合國和七九年的美國斷交，但是在兩蔣總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不但無損於台灣的生存發展，甚至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直至李登輝上台，進入後冷戰時期，美國達成了「以共制蘇」的戰略目標後，才有李潔明「主權過時論」和白樂崎的「台灣分離身分」，鼓動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甚至聲稱「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只不過叫做「中華民國」而已，意圖走向兩岸中國主權的和平分裂之路。到九五年李登輝訪美之後的二次中共飛彈演習，終於有九八年柯林頓訪華的「柯三不」。台獨之路再度封斷。
　如果台灣當局真正了解國際形勢和世界潮流的話，應該放棄台獨和分裂兩岸中國主權的幻想了。寄希望於美國為台獨而戰是不切實際的。寄希望於中共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是不切實際的。五○年代中國一片殘破加上韓戰，六○年代越戰，七○年代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中共都沒接受美國分裂兩岸主權的要求，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已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共可能接受兩岸中國主權分裂嗎？為什麼台灣當局一定要帶領二千一百萬人「向不可能挑戰」，「向不可能挑戰」的結局只有悲劇下場，悲劇難道是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的福祉之所在嗎？近代台灣歷史，台灣人民已經夠悲情了，難道一定還要再製造一次台灣人民的悲情歷史嗎？
　兩岸主權分裂既不可能，唯一的路只有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回到「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當局並沒有政治的困難，中華民國憲法本來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憲法，《國統綱領》也是明文「一個中國」原則的綱領。兩蔣總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持了五八年「金門砲戰」之後的台海和平，更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李登輝的「務實外交」只落得中共飛彈演習和「麻煩製造者」的頭銜。台灣當局不及時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主動的展開兩岸談判，難道要坐待中國強大後，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或逼使台灣被併吞嗎？
　此外，中共當局亦當知道「主觀願望不能代替客觀規律」的科學唯物主義命題。
　從客觀上來看，從四九年至今，兩岸主權並未分裂，國際上也從未實現過「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仍然維持著「一個中國」的狀況，甚至民進黨所謂「台灣主權獨立」的「主權」僅是「事實主權」而非「法理主權」，故只能是主權的行使權即治權。另外，自四九年後，兩岸亦早已形成「兩制」或「兩治」。一般而言，主權的所有權與主權的行使權必須一致，但是，內戰狀態延續的「不完全繼承」卻在客觀上使主權的所有權和行使權脫離。中華民國主權包括大陸，但中華民國政府卻只能在台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包括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只能在大陸地區行使主權。所以，「一國兩制」並不只是和平統一後的兩岸關係，而是從四九年以來的兩岸關係的現實。
　排除了武力統一後的兩岸關係，在客觀上，「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應有三種型態。
　（一）對峙的「一國兩制」：在兩蔣時代堅持兩岸各自「一個中國」，事實上又是「兩制」，一邊要「解放台灣」，一邊要「反攻大陸」，「漢賊不兩立」。這種型態不但沒有脫離「一個中國」原則，並且還是事實的「一國兩制」，只不過是兩岸軍事對峙而已。
　（二）和平的「一國兩制」：當是江澤民說的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在結束敵對狀態之後和實現和平統一之前，兩岸關係仍然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一國兩制」。
　（三）統一的「一國兩制」：這是鄧小平的「天才發明」，兩制就不是統一，統一又何來兩制，這是矛盾統一的高度辯證思維，「統中有獨，獨中有統；統統獨獨，獨獨統統」。落實下來只是維持法理主權的完整，最多只有國號和外交代表權的統一，或在統一的憲法中規定不統一的「兩制」，也就是現狀的合法化或「就地合法化」。所以，錢其琛說：「一國兩制就是最好的維持現狀的辦法。」這應該是說，「合法化」是維持兩岸「一國兩制」現狀最好的辦法。
　「一國兩制」早已是兩岸關係的現實，缺少的是「和平統一」，所以，未來兩岸只是以「一國兩制」邁向「和平統一」而已，也就是「維持現狀」的「和平統一」，而不是「和平統一」後來實現「一國兩制」。
　台灣當局指控我們主張「一國兩制」是「急統派」，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一國兩制」不是台灣統派的主張，而是國共內戰所形成的「不完全繼承」的現實，我們只是認識到這個事實罷了。
　中共當局似乎也未能認識到「一國兩制」就是兩岸的現實，而企圖以「和平統一」去實現「一國兩制」，而混淆了戰略目的和手段的不同。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只是達成戰略目的「和平統一」的手段而已。
　在「一國兩制」的現實基礎上，令人遺憾的是，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台灣當局並沒有從對峙的「一國兩制」向和平的和統一的「一國兩制」邁進，反而是從「一國兩制」的現狀滑向「兩國兩制」。這也就是李登輝所說「打破虛妄的國際體制」。
　另外，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台灣問題》的讀本中，有一段堅決反對「主權共享，治權分屬」的說明，該讀本嚴厲的說：
　「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是主權只能由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行使。因此，中國的主權，包括對台灣的主權，只能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行使。台灣方面主張的『主權共享』，是指由所謂『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共同享有、共同行使主權。這不是主權共享，而是主權分割，是『一國兩治』、『兩個中國』。所謂『治權分屬』，則是『分裂分治』、『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的又一說法。」（頁一三三）
　我們認為這一段話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精神。茲略述如次：
　（一）我們同意「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但是主權只能由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來行使」的原則，但是我們不同意對台灣的主權，「只能由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行使」。中共領導人開口閉口，兩岸「和平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和平統一」後，雖然必須要有一個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必須是新的國號和新的憲法的中國，這個中央政府絕不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否則豈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吃掉「中華民國」，這又怎麼叫做「誰也不吃掉誰」呢？
　（二）即使在新國號、新憲法下統一的中國，中共領導人也口口聲聲的說，中央對台絕「不派一兵一卒，不設一官一職」，請問「不派一兵一卒，不設一官一職」，中央政府如何在台行使主權（治權或主權的行使權）？「葉九條」的第三條亦明文「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的司法、國防、行政、財政、立法的「地方事務」又那一項不在中國主權範圍之內？「不干預」，中央政府又如何在台行使主權？可見，讀本撰稿人未能區別主權所有權與主權行使權，主權所有權的意志表現於憲法，政府只能根據憲法行使主權，憲法可以規定「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也可以授權台灣地方政府在規定的範圍內在台行使主權。
　（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不享有中國主權，也不共同享有中國主權。政府只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權，而享有主權的行使權。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兩岸主權屬於兩岸人民共同所有，這才叫做「主權共享」。「治權」即主權的行使權，中央政府要行使主權於台灣，又何「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之有？故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後，中央政府只能干預大陸地方事務，而不能干預台灣地方事務，難道這不是「治權分屬」嗎？「主權共享」也就是共享一個國號，共享一部規定「治權分屬」的憲法，和在國際上共享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共享中國人的榮辱。
　（四）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原則下，其實不必太忌諱於「一國兩府」和「政治實體」。「和平統一」後，難道不需要一個不受中央政府干預的台灣政府嗎？「一國兩府」的問題不在於「府」，而在於這個「府」所行使的權力有沒有超過憲法的授權範圍之外，在授權範圍內「一國兩府」就是「一國兩制」，在授權範圍外，兩府就成兩國。「政治實體」的問題也不在於「政治實體」的本身，而在於是否是「一個中國」內的「政治實體」，兩岸政治談判，中共不是跟台灣「政治實體」談判，難道是跟「虛體」談判不成？從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中，中共即承認有「台灣當局」，沒有「實體」又何來「當局」？「江八點」的第三點呼籲兩岸「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如果台灣連「政治實體」都不是，中共要跟誰「共同承擔義務」、「進行規劃」？但在「一個中國」之外的「政治實體」，那就是另一個國家了，那才是我們主張和平統一的愛國志士所堅決反對的。
　所以，我們認為，對上述幹部讀本中不符「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論述應予以澄清和修正。
　十六日，台灣陸委會召開諮詢委員會，據報導：
　「部分與會委員並建議，政府部門不妨呼籲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進一步公開明確表達其『一個中國』的新解，而不是堅持內外有別的作法，屆時政府可考慮將『一個中國』新解的內容，作為兩岸對話的基礎，兩岸要突破對『一個中國』的爭論，中共應公開提出新的講法。據了解，汪道涵在去年辜汪會晤之前，曾多次向台灣訪客提出的『一個中國』新解，係指『一個中國，既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指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未來統一的中國』。詹志宏昨日即指出，汪道涵的前述講法，是可以作為兩岸對話的基礎。」（《中國時報》一月十七日）
　其實這不是「一個中國」新解，而是「兩個中國」或「現階段兩個中國」的新解。去年七月底，「夏潮基金會」董事長宋東文率團到上海訪問汪道涵，汪道涵就當面做過澄清，是台灣訪客把他所說「一個統一的中國」誤會為「一個中國」原則，汪道涵的原意是，統一後的中國國號是可以更改的。所以，陸委會的意見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是不可行的。
　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原則下，若汪道涵訪台要帶來一定的對話基礎，我們倒是有兩項建議。
　（一）呼籲兩岸外交休兵：中共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不需要把台灣的邦交國斷光。在對峙的「一國兩制」時期，台灣的邦交甚至比中共多，也沒有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現在台灣有二十七邦交國，中共有一百六十三邦交國，兩岸為了外交競爭，把全世界的國家都建交建光了。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兩岸的中國人一樣擁有那麼多的邦交國，簡直是外交瘋狂。胡志強曾答覆詢問，認為若台灣呼籲兩岸「外交休兵」，那是示弱的表現。大陸方面，又何妨由汪道涵來台呼籲兩岸「外交休兵」，這絕不是示弱的表現。甚至可以經過兩岸磋商，中共未嘗不可以放幾個邦交國給台灣去建交，兩岸外交只要「同時而不並存」，就沒有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即使兩岸進入和平的「一國兩制」型態，台灣還是可以擁有邦交國的。只有到統一後，兩岸的外交才須一致。
　（二）邀請台灣參加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其實台灣從來沒有退出（或「逐出」）聯合國，七一年以前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包括在聯合國中國席次內，之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包括在聯合國中國席次內。退出（或「逐出」）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了。台灣從來都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當然沒有再參加聯合國的問題，也沒有錢其琛說的「台灣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的問題。台灣要申請參加聯合國，其實是台獨運動的一種變相，「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應指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資格做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而不是台灣不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但是，台灣既然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內，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卻沒有台灣人民的代表，難道這是合理的嗎？當年，聯合國成立之初，中國代表團五人中就有董必武一人為中共代表，今天的中國代表權為中共繼承，人大、政協都有台灣代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邀請一名台灣代表又何嘗不可？
　二十世紀即將結束，自「鴉片戰爭」以來，我中華民族歷經一百六十年的浴血掙扎，終於復興在望，兩岸的祖國和平統一將是我民族復興的最後一役。我們懇望台灣當局能放棄台獨的幻想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下，展開兩岸談判，為台灣人民爭取最大的權益。我們也懇望大陸當局，放下國共內戰勝利者的姿態，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對台灣人民付出具體的善意。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海內外炎黃子孫願為祖國統一付出心力，中國的和平統一就一定要實現！□

真正走出歷史悲情的陰霾－－《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出版有感

【《海峽評論》1999年2月號98期】
　繼《二二八事件史料彙編》之後，省文獻會又編輯出版了《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五鉅冊，都二百餘萬言。適時稍前立法院也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這分別的兩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合併起來看，光復後，台灣繼「二二八事件」後最冤抑的政治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就將解決在即了。這當然是一件台灣社會值得恭喜的訊息。
　尤其是我，做為一個台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感謝省文獻會的辛勞，為我們將一向台灣近現代史研究諱莫如深的一段史料揭露了出來；另外，做為一個五○年代政治受難人的遺屬而言，我們更要感謝省文獻會把我們先人的事蹟史料重見天日。一切在歷史中發生的，終必在歷史中消失，一切在歷史中產生作用的，也終必接受歷史的批判。我們願意走出悲情，結束這段歷史；我們也願意先人的犧牲，接受歷史公正的審判。此外，做為一個台灣歷史的關懷者，我們曾經呼籲過為賴和、王敏川、楊逵平反，也曾經呼籲過保衛抗日先烈林少貓的歷史地位，呼籲過要解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問題。我又如何能夠忘懷迫使我幼年家破人亡，受害終身的「白色恐怖」呢？所以，我個人對省文獻會參與《史料彙編》的朋友們，懷抱著三重的感謝。
　除了懷抱著三重感謝外，對《史料彙編》和《補償條例》也有幾點意見。
　（一）根據省文獻會李宣鋒編纂的統計，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共有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涉案人員當以數倍計，更不多少。但是，能蒐集的個案資料只有六十件，顯然不夠充分。雖然，省文獻會已全力以赴，但也有一些尚未克服和不能克服的客觀困難。
　賴澤涵教授在主持行政院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彙編時，就遇到軍方拒絕開放檔案的困難，以致學者不能相信軍方所提供的檔案是充分和完全的資料。這得有待於國家檔案法的立法才得以克服。
　此外，當年偵辦政治案件的機構太多，什麼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警察、憲兵……甚至各軍種司令部的軍法處就有權處決人犯，檔案管理不易，日久散失。例如，家父為憲兵中校，遭憲兵司令部判處徒刑七年。家母非軍人，更非憲兵，竟也遭憲兵司令部判處死刑而執行。至今，僅存當年的執行登記簿紀錄，有關起訴書、判決書，經詢問，均已散失不存。果真不存，也必須開放檔案，才能取信於世人，這是已不能克服的困難。
　如果能克服困難，省文獻會的《史料彙編》勢必須有續編。
　即使開放檔案補充《史料彙編》，其實也很難呈現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全貌。因為當時的偵查並無扣押的期限，收押後，不問、不審、不判的案例也不少，最著名的是龔德柏案。一般拘押一、二年，無罪釋放，但已過「十八銅人關」，受盡各種嚴刑酷打，連一紙開釋證明都沒有，自己又回家了。關於這部分的資料只能用更多的口述歷史來補充，但事隔五十年，當時的受害人多已作古，只能「缺憾還諸天地」了。
　（二）以《補償條例》言，法務部送審的草案，經立法院審查通過後，竟多出了第八條第二款的排除條款，即「經認定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雖說明「前項第二款之認定，除由政府機關提出證據外，基金會並應設預審小組就個案事實逐一審認之」。
　故我們深感為德不卒，而有幾點質疑：
　Ａ、站在政府機關的立場，當年的判決當然是有「實據」的，又豈能是在路上隨便捉個人來審判。因此，就必須要有受害人能提出反證給預審小組「審認」。但是，受難人或當年已處決，或出獄後死亡，或年久證據散佚，又如何能提出反證？即使今日尚存者，至預審小組提出反證，這豈不是第二次審判，和對受難人的「二度傷害」嗎？更甚者，預審小組的「審認」能代替司法機關的判決嗎？補贖基金會僅是行政院授權的民間團體預審小組成員也不具有司法官身份，又如何來「審認」甚至判決當年的審判為「不當」？這不也違反了行政權與司法權分立的憲法原則嗎？
　Ｂ、在《懲治叛亂條例》中，並非只有「匪諜」或「二條一」著手實施叛亂才處罰，還有預備犯和陰謀犯。此外，不必是「叛徒」本人，也要處罰，第四條為助叛及圖利叛徒罪（共十二款），第五條為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罪，第六條散播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罪，第七條有利叛徒宣傳罪。犯了這些「罪」的，算不算有「實據」呢？例如，前《自立晚報》記者張化民，從外電得悉，而報導中共試爆原子彈，以第七條判決之，這是不是有「實據」？孫立人、雷震可以是冤、假、錯案，但張化民報導中共試爆原子彈，使得台灣反政府的人心為之一振，難道不是「有利於叛徒宣傳」嗎？如果說張化民案的判決沒有「實據」，難道對當年的軍法官公平嗎？還有一些判無罪受扣押的，或最後免訴遭扣押的，一關都是好多年，但卻不在補償條例之內。
　c.據後投降國民黨的前中共地下黨負責人蔡孝乾的供詞，中共地下黨在台不到千人，僅九百多人。就算有九百多人的真共產黨不能分辨，難道就必須繼續犧牲幾十萬政治受難人及其遺屬的公道正義嗎？豈不又是「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人」的戒嚴心態的復活。再者，「二二八事件」的受難人中，難道沒有因「實據」而受難的嗎？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可以通案處理，一律補償，而對五○年代政治受難人必須二度審判，再度傷害呢？何況，五○年代政治受難人多因「二二八事件」對「白色祖國」失望，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期望，但亦旨在自由民主解放台灣，政治事件本應政治處理，《補償條例》旨在彌補台灣社會傷痕，不是以二度傷害政治受難人為目的的。
　?目前兩岸未能結束敵對狀態，中共一旦公佈「真案」名單，必然造成島內同志家屬的二度傷害，然沒有中共的證實，只憑當年政府機關的「證據」，也是難以「確有實據」的。但是，五○年代政治受難人，基本上都是國共內戰的受害人，即使是冤、假、錯案，也是因為國共內戰才被冤的。所以，我們認為五○年代「白色恐怖」，國共兩黨均應負起責任，無論冤、假、錯案，必須概括承受，並且，我們對國共兩黨有以下之建議。
　a.由兩岸政府共同籌募基金，組成基金會，負責對受難人及其遺屬之補償，和籌建墓園、紀念公園、學術研究等。補償金發放方式，應比照「二二八事件」，取消排除條款，通案辦理，一律補償。
　b.若未能兩岸合作及取消排除條款，則北京方面應宣佈，未能在台取得補償金之受難人和遺屬，無論是否冤、假、錯案，得取得台方拒絕補償之證明後，得向北京當局申請補償。
　五○年代「白色恐怖」是國共內戰的產物，國共兩黨唯有妥善處理，才是對台灣人民和對過去歷史負責的態度。
　省文獻會的《史料彙編》初步提供了我們對五○年代「白色恐怖」了解的資料，這是我要再三感謝的。《補償條例》為德不卒，唯望立院諸公能體察時代潮流，取消排除條款，還我社會公道，彌平歷史創傷，並以處理五○年代政治案件為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開始。把歷史的還給歷史，讓台灣社會能在二十一世紀真正的走出悲情的陰霾。　　　　　　　　　　　　　　　　　　□

成也新黨，敗也新黨－－論新黨的敗選與改造

【《海峽評論》1999年1月號97期】
　馬英九的當選是新黨選民非常理智的投票，使王建宣的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若王建宣得票率超越百分之十，馬英九就沒有當選的可能。民調顯示王建宣的支持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左右，包括世新十二月二日的民調都有百分之九點二八，是新黨的選民心裡支持王建宣，但票卻投給馬英九。

　馬英九和陳水扁選票的差距，很多人認為李登輝的十八萬張票是關鍵，而這十八萬是李登輝選總統和黃大洲選市長的差額，所以陳水扁和馬英九都向李登輝靠攏，而使次選舉中最大的獲利者是李登輝，但這十八萬票是李登輝可以可以支配的嗎？令人懷疑。

　馬英九當選所贏的七萬多票，完全是新黨支持者而根本沒有李登輝的票。《聯合晚報》有篇分析李登輝的報導說的很正確，李登輝首馬英九誰幫誰？李登輝才是「西瓜派」，他看到馬英九能夠當選了才來支持馬英九。所以這一次李登輝是最大的得意者，「西瓜派」撿到最大便宜。

　這次選舉對台灣政局的影響，我觀察到幾點：第一，如果陳水扁當選，國民黨中李登輝會出來競選連任，這一次國民黨的勝利就形成黨內中生代接班的局面。雖然這次選舉李登輝非常排擠宋楚瑜，但國民黨中生代微妙的關係卻在馬英九的選戰中結合起來，所以昨天晚上最不爽的不是陳水扁而是李登輝，他甚至連國民黨的慶功宴都未出席。選前蘇志誠也提出所謂新主流派，我覺得西瓜派終究會靠攏過來的。李登輝的靠攏應該是會從兩岸關係的新措施來著手。

　對於兩岸關係，站在「中國統一聯盟」的立場，則傾向於儘快以和平方式進行兩岸的統一，但客觀的條件仍在推移。現今的兩岸關係正處於以時間換取空間的狀態，也就是以兩岸和平統一的時間來爭取整個中國經濟建設的空間。據中央情報局統計，中國到二○二○年的總生產值會居世界第一，達到二十兆三千多億美金，美國屈居第二，有十三兆七千多億，若屆時中國的總生產值達到預期目標，則中國的綜合國力就非常強大了，大陸的生活水平跟著提高，大陸政治的合理化應該可以提高，而兩岸的統一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若主張台獨迫使大陸以戰爭解決統一問題，中國人最精華的地區將付之一炬，包括東南沿海和台灣。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又將會變成下一世代的幻影；所以站在中國統一聯盟的立場，我們是希望早日的和平統一，但很多事情也由不得人的。

　我們也不相信國民黨的中生代對中國統一會有什麼積極的作法，但中生代的崛起，將不會積極的將台灣推向獨立的危險狀態，換句話說，這便是穩住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穩住兩岸的和平就爭取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時間，這一個歷史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若二○○○年的總統選舉中生代能夠順利接班，再連任一屆，那就有八年時間，從今年算起，到二○○八年總統任期結束，一共有十年時間，這期間若能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會有進一步騰飛，對兩岸的和平會提供一個更堅實的基礎。

　這次選舉結果意義非常重大，陳水扁也說的很清楚：這次的選舉關涉到台灣的前途，其實就是關涉到台獨的前途。我們也認為這次選舉關涉到台灣前途，但關涉到台灣和大陸統一的前途。

　至於新黨的問題，四年前新黨現象出現時，「統聯」曾請專家學者討論，在一片樂觀情況下，我們提出新黨有五大局限要突破：第一、理論的局限，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才有方向、立場；第二、省籍的極限，在新黨提名候選人中八成以上是外省籍，任何地方都有地域問題存在，外省人在台灣僅佔百分之十四點八，怎麼可佔提名候選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第三、組織的局限，新黨是個柔性政黨，說難聽一點就是一群呼群保義的烏合之眾，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要對抗其餘兩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根本就是以卵擊石。第四、侷限在中產階級的範
圍，中產階級的範圍本來就不廣泛，因此應該打破階級的觀念，才能和台灣的民眾結合。第五、選舉的局限性，新黨的人幾乎是選舉的專家，平時都沒有任何有關農民、婦女、勞工、環保、原住民……等的運動，長久下來新黨終究會變成空心大佬官，沒有行動、社會基礎。

　新黨要打破這五個局限才能在台灣生根、茁壯。新黨將來的發展應該要有更深刻的反省、檢討，除了在選舉的技術面之外，基本面的東西也要去建立，這一次新黨離泡沫還有三個百分點，若站不起來的話下一次就泡沫化了；我們也只好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歷史是很殘酷的，政治是很現實的，這是誰也逃避不了的規律。

去殖民化，才能展現出台灣的主體性－－論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

【《海峽評論》2005年10月號 178期】
　八月十九日，馬英九就任國民黨主席，二十一日，在中評會上的講話，就提出要建立國民黨的台灣歷史論述，要「先連結台灣才有中國」。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一出現後，就引起了藍綠二陣營不同的反應，甚至引起包括陳水扁和民進黨「四大天王」的反擊。接著馬英九又對他的「台灣歷史論述」有所補充和說明。
　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其實在他競選黨主席期間就不斷提及，六月一日，他在中常會報告《國民黨的路線與發展方向》中就有所表達。
　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包括了連結國民黨與台灣的歷史，以證明自興中會以來，國民黨就包含了台灣志士為中國革命和恢復中華而共同奮鬥，故與台灣歷史血肉相連。
　國民黨的台灣歷史論述最困難的部分當是光復之後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八月二十七日，馬英九召集一級黨務主管與幹部開會，提到「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馬英九認為「國民黨應當正視這段悲痛的歷史，該道歉就道歉，但不應被污名化」，道歉是須要勇氣的，而馬英九稱：「國民黨不應該只是選舉機器，應對歷史文化有更深沉的反省」；並舉例說：「二次大戰後歐亞呈現很大的不同，原因是德國面對歷史，但日本不願道歉，才導致很多問題。」「德國出來道歉的也不是當年的納粹政權，比起來，國民黨為過去的錯誤道歉，比德國政黨更有勇氣！」（《中國時報》八月二十八日）
　此外，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還包括「去殖民化」的問題，他說：「台灣經過日本統治後，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去殖民化，才能展現台灣的主體性，這是國民黨的當務之急。」（同前）其實在他六月一日中常會的報告中也說過：「文化上，我們不應自外於中國。無論語言文字、歷史情感，海峽兩岸人民應該共享先人留下的偉大遺產。台灣不應『去中國化』，而應勇敢地承認我們的文化與歷史根源。同時，我們應有開闊的心胸，吸納中國大陸在內所有的思想文化，以涵養這塊土地，成長茁壯。」
　我們認為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不僅有其現實政治的考量，更有深沉的歷史文化使命感在內。
　國民黨和台灣社會經過了李登輝篡黨奪權十二年，及陳水扁違憲竊國六年，國民黨的中心思想被掏空，社會的主流價值被扭曲，其實都是來自於「亡人之國，必亡其史」，致使歷次選舉都是「拿香隨拜」，而未能提出理直氣壯的自我主張。在立院藍軍仍居多數，也未能發揮嚴格監督和制衡的反對黨功能。
　何以國民黨連結台灣的這段歷史會遭「亡史」，其實就是來自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日據時代心向祖國，心向國民黨，甚至國民黨的台籍黨員和在台的秘密黨員，多犧牲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除了台籍黨員外，其實非台籍黨員亦深受其害，連獲頒發青天白日勛章的李玉堂夫婦也都死於「白色恐怖」。所以，在戒嚴時期，國民黨諱言「二二八」、「白色恐怖」，也就諱言國民黨連結台灣的這段歷史了。
　國民黨何止諱言連結台灣的這段歷史，甚至於空白化與中共關係的歷史。一九四九年後，除了反共宣傳外，甚至空白化一切與大陸有關的事物。所有留在大陸的學者、作家和人員都成了「附匪學者」、「附匪作家」、「附匪政客」，其著作一律成為警總的查禁書目，連在民國時期出版的馮友蘭、郭沫若、張岱年、金岳霖、汪奠基、魯迅、錢鍾書、巴金、……的著作都一律成為「匪書」。有關大陸的「匪情研究」只能是國安機構的特權。
　不但國民黨連結台灣的歷史「亡史」，國民黨與大陸關係的歷史也遭「亡史」，至今台灣中青年人又有幾人知道宋慶齡何許人也，又有幾個人知道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曾任國民黨後補中央委員，又有誰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十大元帥有多少是黃埔軍校學生。
　戒嚴時期的中國近現代史，有人說是國民黨史，其實連國民黨史都不是，而只是「蔣介石傳」！「蔣介石傳」雖亦中國，但未免太單薄了罷。所以，戒嚴體制一結束，李登輝、陳水扁才能掏空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扭曲台灣的主流價值進而篡黨竊國，亦良有以也。
　馬英九要重振國民黨，要撥亂反正，要再「光復台灣」，然「千里之行始於跬步」，也必須從「連結台灣才有中國」始。要「連結台灣」就必須面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才能超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何況即使國民黨不面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難道民進黨能讓國民黨掩耳盜鈴嗎？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台灣人本來就是中國人民，所以，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中當然也有台灣人的歷史在其中，所以，「連結台灣」不但就有中國，並且，也就有了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以為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是為了分食民進黨「本土化」的大餅，而緊張兮兮，而大事罵街一番。殊不知「本土化」運動本為十九世紀以來殖民地人民反殖民統治的文化運動，也是殖民地人民保衛自己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運動。所以，台灣光復後，台灣本土化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台灣內部政治上的所謂「本土化」其實是台灣的地方主義或地域主義和權力分配，由於長期的兩岸隔絕和台灣民主化，地方主義和權力分配的問題也解決了。馬英九在六月一日的報告中就說：
　「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地區僅及於台澎金馬。近六十年來，這個地區的人民早已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一度激烈爭辯的統獨議題，隨著時間流逝，大多數人已體認『中華民國』與『台灣』早已融為一體，並不相互排斥。絕大多數台灣地區民眾生於斯，長於斯，更認同於斯。本土化問題已隨時間與民主化而獲致解決，如今無論閩南、客家、外省與原住民，觀念與主張或有不同，思考的主體與關心的對象，主要是台灣。愛台灣不是任何特定族群或政治人物的專利，每個人對台灣的關心，就像我們呼吸空氣那樣自然，不用強調，也不需質疑。」
　其實馬英九能揹負李登輝「黑金政治」的包袱擊敗現任優勢和「血統優良」的陳水扁而當選台北市長，和擊敗「血統優良」人脈優勢的地方派系龍頭王金平而當選主席，已証明他個人的政治人格特質早已超越了台灣的地方主義。
　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要「連結台灣才有中國」，不僅引起民進黨泛綠陣營的罵街，也引起國民黨內部的疑慮，王金平就反問「台灣要怎麼連」？「很多人無法接受，也不以為然」。「台灣要怎麼連」，我們可以答覆王金平。
　（一）王金平可以回家去看看家裡的神主牌，姓王可能是大同堂，當是遠祖從山西來的。台灣閩南人自稱河洛人，或者可以翻翻家裡的祖譜，王姓從河洛南下很可能是「永嘉之亂」南下的或是唐末五代十國時王審知被封為閩王南下的。或漳州人，很可能是唐中葉隨陳政、陳元光父子戍閩，陳元光平定潮州叛變，請置漳州府，並任漳州鎮撫，後人感其德，祀為開漳聖王。陳元光父子和王審知河南光州人，依系譜推算，陳水扁很可能就是陳元光第四十九代世孫，屬潁川堂。
　（二）一八九四年甲午戰敗，孫中山即從《上李鴻章書》的體制內改革走向「興中會」的革命路線；一八九七年，陳少白即來台成立興中會，有楊心如等人，會員吳文秀即厝今日台北市迪化街；一九○五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一九一○年，台灣亦秘密成立同盟會組織。「興中會」和「同盟會」不但是國民黨前身，且是矢志「恢復中華」的。連結台灣歷史後，不但有中國，也有了國民黨。
　（三）台灣「同盟會」會員蔣渭水等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在台亦舉行追悼會，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輓之曰：「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蔣渭水還在孫中山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上呼籲會眾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連結台灣歷史後，就有了孫中山、救中國和統一。
　台灣人本來就是中國人，台灣人的主體性本來就是中國，從河洛到閩南、到台灣的整部台灣河洛人的歷史就是證明。但因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有些台灣人的主體性受到嚴重的破壞，從李登輝的後藤新平、八田與一、江田島平八，亦可得到證明。
　所以，馬英九的台灣歷史論述中還包括了「去殖民化」的問題，唯有「去殖民化」才能真正展現台灣人的主體性，才能還我台灣大漢子民的真面目，那就是台灣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老實說，無論陳水扁、「四大天王」、民進黨團、台獨報刊對馬英九的罵街和圍剿都是連「台灣要怎麼連」都還沒搞清楚就開罵了，但魯迅有言：「辱罵不是戰鬥。」最後只好勞動被稱為台獨的「理論大師」林濁水出馬發表了一篇《連結台灣史實》（《自由時報》九月七日），羅列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國對日宣戰以前的「史實」，說明當時抗日台胞多有「台獨」主張，及國共兩黨也多有對台獨支持的主張。其實這是戰後台獨閹割台灣史的一貫手法。
　割台後的第一個台獨運動當為台灣民主國，這是彭明敏早期所常引證的歷史，但台灣民主國是反割讓的獨立運動，其原因是「恐日人向朝廷饒舌」，並且「事成之後，再請示中朝作何處理」。後，二○年代，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號召，且中國衰弱，自己面臨豆剖瓜分之危局，又有何能力照顧到台灣？且在馬關條約為有效的條件下，當時台灣為日本領土，中國政府又有何能力主張收復台灣？故有台胞主張民族自決台灣獨立。在台灣島內也有蔣渭水的「祖國派」和林獻堂的「台灣派」之別。而公開主張台獨的政治團體前後還有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黨」（一九二四年），謝雪紅的「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陳其昌的「台灣獨立運動同盟」（一九三二年），劉邦漢的「台灣民主黨」（一九三二年）。
　割台之後的台灣獨立派應起自台灣民主國而不絕如縷，後又有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但一九二五年出版的黃玉齋（漢人）著《台灣革命史》云：「說他是『台灣獨立派』亦可，說他是『台灣光復派』也無不可！」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論述蔣渭水、林獻堂兩派時亦稱，林獻堂一派「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前者（蔣渭水派）的見解。」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中國宣佈全面抗戰，遂使台灣的革命運動與祖國連繫起來，於是，「台灣獨立革命黨」領袖李友邦發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力陳台灣要從日本獨立出來才能回歸中國。
　「二二八」事變後，謝雪紅等流亡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在香港發表聲明，指責美國「積極策動台灣一小撮敗類如廖文毅之流進行所謂『台灣獨立運動』的陰謀活動，以便進一步將台灣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十月一日，謝雪紅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台盟」現任主席為彰化人張克輝。
　台灣民主黨是台灣青年劉邦漢等和廣東青年共同組成，在黃花崗烈士墓前宣誓成立。後劉邦漢病重，民主黨瀕於瓦解，一九三三年由林雲連（漢平）再建，一九三四年林雲連等返台被捕。
　陳其昌和謝春木都曾任蔣渭水民眾黨秘書長，「台灣獨立運動同盟」未能成功，抗戰期間均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對日抗戰諜報組織。陳其昌在光復後返台和李萬居一起接收《台灣新報》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二二八」後，又和李萬居共同創辦《台灣公論報》，遭「白色恐怖」，判無期徒刑，坐牢二十二年，出獄後又創辦《遠望雜誌》，逝世時為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
　林濁水的台灣史居然只讀到上半句「台灣要獨立」，卻故意遺漏下半句「也要歸返中國」，以這樣閹割的台灣史來欺騙台灣人民，作為台獨論述的歷史根據，這只能是政治騙子，還能是「理論大師」嗎？
　日據時代的台灣獨立運動，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宋子文化表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戰後收回台灣澎湖後，就結束了。戰後的台獨運動則是從一九四二年美國遠東戰略小組始，與戰前「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的台獨運動迥異，林獨水的魚目混珠，真能欺騙得了天下人嗎？
　馬英九要建立的「台灣歷史論述」是否能成功，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者厥為「去殖民化，才能展現出台灣的主體性」，一旦恢復了台灣人民的主體性，那些參拜靖國神社「英靈」的、「抱美國大腿」的，均將為台灣人民所拋棄。恢復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恢復台灣人民也是中國人的認同，才能恢復國民黨的核心價值，才能恢復國民黨的中心思想，有核心價值和中心思想的國民黨才能領導台灣人民邁向兩岸雙贏，進而實現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的復興。□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出版前言

【書序：2000年9月】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台胞即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抵抗日軍侵台。「台灣民主國」失敗後，又各地義勇軍蜂起，直至一九○二年，林少貓被殲滅為止，歷時七年，台灣大規模有組織的武裝抗日運動才遭遏止。
　林少貓被殲滅之後，台灣的武裝抗日運動，又有一九一五年的「?吧哖事件」和一九三○年原住民的「霧社事件」。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在重慶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革命同盟」，發表《馬關條約》五十周年紀念宣言中稱︰台胞抗日「五十年間，犧牲六十五萬人」。
　從「台灣民主國」到林少貓被殲滅，當是最慘烈的一段台灣抗日運動的戰鬥時期，台灣同胞在外無外援，內無內援的情形下，以烏合之眾迎擊日本皇軍精銳，並屢屢重創日軍。這是一場沒有勝利希望的戰鬥，其決絕壯烈，直可驚天地泣鬼神，將其謂之中國人民八年抗戰之「原史」，誰曰不宜。
但是，關於這七年台胞抗日的戰鬥史，除了零星片段的私家記述外，並無正式完整的中文記錄，實為治台灣抗日史之遺憾。
　唯一九三八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詳述自「台灣民主國」至林少貓被殲滅的整個過程。其中卷則為《台灣社會運動史》，詳述二○年代至三○年代，台胞非武裝抗日的文化社會運動。
　《台灣社會運動史》已由林書揚主持譯出，於一九八九年由創造出版社出版，至於武裝抗日的上卷則中譯本一直闕如。
　為了彌補這項遺憾，為了把台灣歷史還給台灣子弟，我們透過北京的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台聯會」），央請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承譯，歷時三載，終於完成了《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的中譯，使得這一段台灣武裝抗日史的歷史空白得以彌補。
　在此台灣朝野上下「哈日」成風之際，我們出版這套書，除了恢復台灣子弟的歷史記憶和清明外，也期待能對當前「哈日」之風能起一定的匡正作用。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們還要特別一提的是旅日四十年的戴國煇教授，戴教授做為一個台灣客家人，放棄他東京大學農經博士的專業，為追求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轉治台灣近現代史，數十年如一日，各處蒐集台灣近現史料，在日本復刻各種重要的台灣史料，為台灣子弟保留歷史資料。《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全五卷）原為總督府內部參考資料，亦為戴教授辛苦蒐集所得，交由東京綠蔭書房，於一九八六年復刻發行。我們得以出版這套中譯本，即拜戴教授之賜，故特請戴教授為本書出版作序，亦實至名歸。
　本書為《警察沿革誌》《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的上卷，相對於創造出版社出版之中卷中譯本題之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故本書中譯本特題之曰《台灣抗日運動史》。
　本書是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輯出版的，應是代表著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立場和用詞，我們今天當然不能苟同。
　最後，本書的出版我們要感謝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的諸位專家和全國台聯會，由於台聯會的協助得以把這段台胞武裝抗日的歷史還給台灣子弟，這也當是台聯會對故鄉的回饋罷 。此外方守仁、福蜀濤二位先生為此書出版付出的心血亦當誌謝。

真護航，假批判──評澄社給新政府的萬言書

【時論：《海峽評論》117期2000年9月1日】
　澄社於八月二十日發表針砭新政府的萬言書，包括「前言」、「新政府必須化解憲政困難」、「必須全力提昇低落的政府效能」、「積極而周詳的掃除黑金」、「重整拼湊社會福利政策」、「財經政策規劃與執行有待增強統合」、「回歸『新中國』傳播媒體政策」、「致力有效的災後重建」、「結語──實踐民主改革」等九個部分。

這九個部分，除了兩岸關係外，在萬言書中，新政府幾乎無一是處，誠如萬言書所言：「新政府執政以來，除了在兩岸關係上，總統向中國表示的善意，為絕大多數民眾所肯定外，其他內政各方面表現很不理想，已引起民眾的不滿。」

讀完這份萬言書，表面上看來，我們不能不說澄社對新政府的忠心耿耿，言之諤諤，是懷有相當的「理想主義」。澄社雖在萬言書言「這種憂心不是一黨一派的立場來考慮」，但澄社成員實際上多偏向民進黨台獨立場，所以，「不是從一黨一派的立場來考慮」在全文中並不能得到證實，故只能是「貌似中立」之詞。

萬言書中首先指出新政府運作上的憲政困難，這個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澄社只把憲政困難的責任推給憲政，卻推卸了造成憲政困難的原因。九七憲改，是民進黨同意李登輝取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來換取保留總統相當多數的當選制，讓李登輝成為沒有民意制衡的獨制總統，也給了民進黨可以少數當選總統的機會。這種不倫不類的憲法，連阿扁的老師李鴻禧站在憲法學理上都反對過，也曾引起過學界反對的軒然大波，唯獨澄社沒有反對。誠然國民黨和民進黨是九七修憲的元凶，標榜知識份子良心的澄社摸摸良心，能不是今日「憲政困難」的幫凶嗎？

由於九七修憲，成就了陳水扁的這位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選民，反對的少數總統。「民主」（eemooracy）本意「多數總統」，有實權的總統（現行憲法總統大權大握）一般民主國家都須多數當選，第一輪投票不能過半則須第二輪投票，才是「多數統治」；總統不能多數，或由國會的多數黨組閣，亦「多數統治」。少數總統，又不肯國會多數黨組閣，也不肯組織「聯合政府」，而致使台灣造成了「少數統治」的「民主」，當然在政治上會發生困難。

再者，社會福利政策和財經問題，難道都只有一些行政技術上的問題嗎？為什麼阿扁選舉的「三三三政策」跳票？為什麼教育預算縮水？為什麼阿扁當選後股市疲軟？安全基金已經快沒「子彈」了。難道這和兩岸關係沒有相干嗎？

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無底黑洞的金錢外交，企業投資的躊躇不前，難道不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惡化嗎？兩岸關係的惡化從李登輝的台獨路線開始，到陳水扁愈演愈烈，連國統綱領的「一個中國原則」都不接受，連兩岸的「九二共識」也被否認，最後連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承認，難道這是「向中國表示的善意」嗎？澄社諸君子不是白癡，就是掩耳盜鈴了。

新政府施政處處困頓，澄清並未為新政府從根本上檢討，究竟新政府的困頓是「順天應人」還是「倒行逆施」，反而把責任推給黑金政治的立法院和反對黨的反對。

至少還有百分之四十的選民投票給阿扁，就是期望阿扁新政府解決黑金政府，現在澄社又幫阿扁把黑金政治的責任推給黑金，那麼大家又為什麼要選阿扁來解決黑金政治呢？

除了把責任推給黑金外，澄社又違反民主政治的常識把責任推給反對黨的反對，萬言書中說：

「民主政治絕對不是在野政黨故意看執政當局出糗，乘機加以羞辱，甚至惡意整垮政府為目的。」

這句話如出自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或國民黨發言人之口，我們絕不感到驚訝，並且，從黨外時代走過來的朋友也早就耳熟能詳了，但其卻出自標榜民主和自由主義的澄社萬言書中，就不能不令人驚訝了。

反對黨監督執政黨政府，難道只能歌功頌德，不能揭發和批判缺失嗎？一批判、揭發，執政黨政府能不「出糗」嗎？政黨輪替，不整垮執政黨政府，反對黨如何輪替執政？民進黨阿扁不讓國民黨「出糗」能「整垮」國民黨而當選總統嗎？難道民進黨「整垮」國民黨之時，是滿懷「善意」而不是「惡意」？為什麼澄社當年不把這段話向民進黨說呢？

當年，李登輝和民進黨合作醜化民意機關為黑金、派系，而形成「國民共識」，修憲廢除了國民大會、省議會、鄉鎮代表會，是不是澄社又想以黑金醜化立法院，以便廢除立法院，或改以總統選舉得票率政黨名額分配制，以後政府就沒有立法院的制衡就不會有「分裂政府」的困頓了？

黑金政治全民痛惡。但其根源乃是十二年來，李登輝以台獨路線分裂國民黨，以致非台獨和反台獨的黨員和支持者大量流失，為鞏固政權乃乞靈於黑金。君不見，當年選舉時，李登輝到處摟著黑道背景的國民黨候選人，稱之為「有情有義」。因此，賄選猖狂，權錢利益輸送不可遏抑，並透過政黨和行政權力干預司法，許水德名言：「法院是我們國民黨開的。」只要「政治正確」即可網開一面，一旦「反李」則遭抄家滅族的白色恐怖，如此這般，如何能不黑金政治。

其實，一旦司法獨立，「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不以政治權力干預司法偵察和審判，又何黑金政治之有？以黑金為由廢除民意監督，這是頭痛而治腳，牛頭不對馬嘴，亦因噎廢食也，取消民主監督與權力制衡是實，又如何能解決黑金政治？沒有監督和制衡，又何來民主政治？

當年國民黨以反共、「共匪威脅」為名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鎮壓言論自由，逮捕異議份子，報禁黨禁，撲滅民主運動，經過黨外民主運動的長期奮鬥，民主的果實終於被民進黨擷取，澄社的政治任務也大功告成，但澄社卻為擷取了民主果實的民進黨說：

「政商發展順利與否關於國家社會興衰乃至生存，如果在中國虎視耽耽下，國內政局困頓，必然帶來國家和全體國民噩運。」

澄社的這段恐嚇台灣人民話，和當年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只有二個字不一樣，那就是「共匪」改成了「中國」。澄社是不是認為，為了「國家社會興衰乃至於生存」就必須政局發展順利，為了政局發展順利，就必須採取必要手段呢？果真如此，那將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大倒退了。

此外，澄社真認為「在中國虎視耽耽下」，只要國內政局不困頓，就不會帶來國家和社會的噩運嗎？就可以「中國台灣，一邊一國」嗎？這未免太幼稚，太癡人說夢了罷。

通觀澄社的萬言書，新政府除兩岸關係外，幾乎一無是處，但責任卻不在新政府，整篇萬言書都是在為新政府的政局困頓尋找政治責任的代罪羊，為陳水扁民調聲望的下落解套。在澄社的萬言書中，新政府不必也沒有任何的錯失須要為當前的政局混亂負任何的責任，甚至於對民意機構和反對黨表露出不耐和敵意的霸道。這豈不是透露了澄社企圖訴諸民粹主義的法西斯心態？所以，這篇萬言書，對新政府而言，其實是「真護航，假批判」。

澄社支持的台獨民進黨已經取得了政權，澄社諸君子認為新政府做不好，就應該投入新政府為新政府效勞，為實踐自己的理想而從政，正是「達則兼善天下」，也沒有什麼不好。但請澄社諸君不要再「假仙」什麼「知識份子的良心」了。

古往今來，只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向有權力的人說「不」的知識份子的良心，而沒有為當權派施政混亂護航解套的「知識份子的良心」。澄社諸君以自己的社會清望支持了民進黨陳水扁上台，若為台灣人民負知識份子的良心責任，理應以知識的良心嚴肅而誠懇的為台灣人民監督和鞭策新政府，而不是替新政府推卸責任，「萬方有罪，罪在萬方」，一個能負擔起政治責任的新政府才能為台灣人民服務，為台灣人民認真的打拼。為當權派護航解套的，該是我們當年所批判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御用文人」而冒充「知識份子的良心」，這是對「知識份子」的褒
瀆，也將會是知識份子歷史上的笑話，澄社諸君子能無慎思明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