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評論》1999年6月號102期】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年，也是「六四」運動十年。五月八日，北京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遭炸毀，又發生了超過七十萬中國學生上街的學生運動。
「五四」運動是由「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引起，本與新文化運動無關。中國近代的新文化運動概念的提出，應可溯及張之洞《勸學篇》的「新學」，至少也應溯及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又那裡能知道一九一九年會發生「五四」運動。這是「五四」學潮瀰漫全國，激起了大家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改造中國」、「改造中國文化」的「新文化」正為大家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原先崇尚法國大革命自由民主思潮的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竟然在「五四」運動後，轉而崇尚「十月革命」後蘇聯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除了「德先生」、「賽先生」外，又多了一個「馬先生」，甚至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總書記。
於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分裂，新文化運動一分為二，而有紅白兩色。在孫中山逝世後，「聯俄容共」破裂，而有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清黨，國共內戰至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居台灣，也代表著紅色新文化的勝利和白色新文化的失敗。
中國啟蒙運動來自帝國主義侵略
為什麼陳獨秀會轉向紅色新文化，又為什麼中國的歷史會選擇了社會主義。
以陳獨秀的心路歷程來說，十七歲就寫作《揚子江形勢論略》的愛國青年，雖歷經坎坷和沮喪，但中國是他至深的關懷。「德先生」、「賽先生」只是他救國工具，「巴黎和會」更拆穿了諸民主國家的偽善。唯有「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宣佈廢除沙皇時代一切在華特權，這隻適時從北邊伸出的溫暖的手，溫暖了多少中國愛國主義者的心。
又，「十月革命」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白軍」，終被列寧的「紅軍」掃蕩消滅，西方列強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戳穿。
更甚者，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雖激發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自覺，和「生存競爭，自然淘汰」的覺悟。來華傳教的林樂知、李提摩太等，也以「生存競爭，自然淘汰」來證實西方列強對弱小民族侵略和殖民地統治的正當性。《天演論》並沒有站在弱小民族這一邊反對西方列強。
但馬克思卻強有力的批判了西方列強資本主義，顛覆了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道德性，並指出了資本主義覆滅的結論。後又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發展階段》，武裝了弱小民族鬥爭的理論，更鼓舞了弱小民族的抗爭精神。
再者，新文化運動是一項思想啟蒙運動。歐洲的啟蒙運動來自工業革命後，第三階級（市民階級）的興起和市民社會的形成，傳統的制度、意識型態和價值已不再能有效的規範新的社會了，社會內部自發的要求以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取代傳統，建立新制度來規範新社會。
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並不是來自工業革命後出現第三階級和市民社會，也沒有自發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中國的啟蒙運動是來自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不能適應於新面對的國際環境，以致造成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瓦解。所以，中國的啟蒙運動是為了救亡圖存，而不是有自發的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但是，啟蒙時期的知識份子不能認識至此，以為「師夷之所長以制夷」，以為建立歐洲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就能抗衡列強帝國主義，而有白色新文化運動。白色新文化運動不行了，又轉向紅色新文化運動。殊不知，紅色新文化是歐洲第四階級（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
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很清楚，全面的紅色新文化也是行不通的。他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的革命是農民革命
毛澤東的革命根本就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農民革命。從共產黨的發展來看，「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及抗戰正是中共坐大的時機，這些運動和事件都是屬於救亡圖存的性質，而不是屬於階級鬥爭的性質。「社會主義救中國」，中國知識份子選擇的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而是「救中國」。不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被中國知識份子接受的。在農村裡，社會主義亦只不過是「分田地，均貧富」，和「窮人翻身」。「窮人翻身」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但不能「窮人翻身」的社會主義在農村也不會有人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意氣風發，「誰說雞毛不能飛上天」！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反右鬥爭、文化大革命，「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中國沒有第三階級，更沒有強大的第四階級，又如何能建立第四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呢？建立第三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是張冠李戴，建立第四階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又何嘗不是李冠張戴。更何況還有許多毛澤東個人的意氣風發，又如何能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規律呢？
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開放改革，也意味著紅色新文化在中國又失敗了。紅色新文化失敗了，改革開放讓人們看到了外在的世界，也看到了祖國的貧窮落後，「中國要往何處去」又湧向心頭，白色新文化又回到了人們的記憶中。於是，有八○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熱」，總書記胡耀邦說「刀叉要比筷子文明」。《河殤》是其高峰，中央電視台二次重播，全國洗腦之不足，總書記趙紫陽還以錄相帶贈予李光耀。
美國意識型態佔領天安門廣場
對第三階級意識型態和價值的期望衝擊著中共現實的體制，加上開放改革後形成的腐敗和民怨，象徵美國意識型態和價值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前與毛澤東遺像對峙，美國的意識型態佔領了中國首都的廣場。但是，八○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不是北洋軍閥時代的中國政府，白色新文化的復辟又被鎮壓了下去，這就是「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失敗，白色新文化又遭鎮壓，但是在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中國的經濟成長並未因「六四運動」美國的意識型態和價值沒實現而衰落，反而是節節攀升，一時間，中國被預言為下一個世界的經濟超強。雖然柯林頓指責中國「不能為穩定而犧牲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是西方第三階級革命的浪漫口號，但對中國人來說，「好死不如賴活」，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存。
十年了，我們從不曾懷疑過「六四」學生運動的愛國動機，但亦恕我們直言，海外民運份子，和西藏農奴頭子達賴一樣，已被特定的國際政治勢力所豢養，成為西方霸權主義反華的工具。國內的民運份子更因中國沒有強大的第三階級而成不了氣候，只能成為中美人權對話的談資而已。
「六四」失敗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西方霸權主義的文化戰略受到嚴重挫折，後冷戰了，美國主流派竟叫囂著「頭號敵人」、「邪惡帝國」、「拆散中國」。各種的「新遏制」、「新圍堵」紛紛出籠，並且，以「銀河號事件」、「二千年奧運事件」粗暴地踐踏中國，羞辱中國。終於，「六四」學運上過街的青年作家和海外留學生忍不住了，紛紛喊出了《中國可以說不》和揭發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而風行一時，在當時中共的壓抑下亦紙貴洛陽。
不意，五月八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竟悍然炸毀北京駐南聯盟大使館，是可忍，孰不可忍？久蓄的反霸反美的怒火，再也遏制不了了。八日中午，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發表中國政府聲明，下午四時左右，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的大學生率先上街遊行抗議北約暴行，各地抗議行動遍及深圳、天津、濟南、廈門、福州、南昌、貴陽、南寧、西安、鄭州、昆明、南京、烏魯木齊，至十一日，據統計已有七十萬學生上街示威抗議。我們看見了稚氣、憤怒的年輕臉孔，唱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淚流滿面而前進的中國青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場景，一九九九年又在神州大地重演。在當局的有效疏導下，「五八」學運很快的平息下來。但經過了「五八」學運，如何面對世界，面對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往何處去」，又是新一代中國青年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了。
中國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
一個世紀了，紅色新文化的路走不通，白色新文化的路又行不得，中國必須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來。中國要強大，西方霸權主義的善意是不可幻想的，但是，中國要強大，要發展經濟建設，與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的交往又是不可缺少的。義和團的時代老早過去了，全面與西方霸權主義決裂也是不可期望的。如何在這矛盾中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道路來，這不但在考驗著中國領導人，也是考驗著新一代的中國青年。
北大學生說，「中國人民不何侮，中華民族不可辱」、「中國不能亂，中國不能軟」、「中國的強大是對侵略者最有力的回覆，遊行是我們表達憤怒的方式，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政府成熟了，中國學生也成熟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五八」事件是壞事，也是好事。是壞事，是中國人的國恥；是好事，在恥辱中，古有明訓：「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佔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終必有一天會站起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