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評論》1999年4月號100期】
報載台北市長馬英九，於「二二八紀念日」，在「二二八」紀念碑前，以不流利的閩南話，做了五分鐘的致詞。人們皆把焦點放在他那結結巴巴不流利的閩南話上，甚至受難家屬代表林宗義感動得幾乎淚下。其實更重要的是，小馬哥致詞的內容代表了新一代「新台灣人」，對舊台灣人舊悲情的超越。
小馬哥把「二二八」的本質界定為「與其說是族群對立所造成的衝突，不如說是導因於國家公權力的濫用」。這一本質性的界定，不但超越了歷來政府首長的說詞，也超越了一些學者專家的認識。在學術上，這一界定才比較合乎歷史的事實；在政治上，也有利於「新台灣人」的融合。
台灣光復後，除了台灣同胞簞食瓢飲以迎王師的場景外，我們也看到兩岸同胞共同聲援一九四六年在東京「澀谷事件」被日本警察槍殺的台灣同胞，我們也看到台灣同胞聲援遠在北京遭美軍強暴的北平大學生「沈崇事件」，也看到台灣同胞聲援大陸同胞「反內戰、反飢餓」的遊行示威。這又是什麼「族群衝突」呢？這些「二二八」的「前史」，居然可以被研究「二二八」的學者「看不見」，這只能是學者們的懶惰。
「二二八」之後，一些領導幹部逃亡香港，四九年中共建國前夕，紛紛前往北京投靠中共，因此，大陸每年都有「二二八起義紀念會」，在台灣的國民黨是「外省人」，難道在大陸的共產黨就是「台灣人」嗎？如果「二二八」是「族群衝突」，為什麼「二二八」的領導幹部會投奔和國民黨同一「族群」的共產黨呢？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嗎」？
再者，「二二八」之後，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白色祖國」失望，而寄期望於正在革命誕生的「紅色祖國」，而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這一段歷史的過程，李登輝本人就是最好的証人。根據最近省文獻整理，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就達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有些案件經常株連達數十人、數百人不等，故受害人就更難以統計了。「白色祖國」是外省人，「紅色祖國」又何嘗不是外省人？如果「二二八」的本質是「族群衝突」，失望於外省人又去期望外省人，台灣人真的是「頭殼歹去」嗎？
「二二八」發生於一九四七年，小馬哥說，四九年以後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根本無從為一九四七年的悲劇負責，外省族群不應背負二二八事件的原罪」，這是李登輝主政以來，政府官員第一次在「二二八」問題上為外省人講了一句公道話。四九年後來台的外省人，也是被外省人（中共）打到台灣來的，自己也有一肚子的「悲情」，只好喊著「殺朱拔毛」、「反共復國」以自慰。
對四九年以前來台的外省人，我們也難以「一竹竿子打翻一船人」。這幾十年來對台灣建設的貢獻，在經建方面，我們大概難以抹殺嚴家淦、孫運璿罷，在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方面也該有朱文伯、沈雲龍一份罷，在文教方面也不該漏掉許恪士、范壽康、葉明勳罷。尤其是連台獨學者張良澤都要頂禮膜拜的周憲文，幾十年來與世無爭，不求聞達，默默主持台銀經濟研究室，主編漢譯世界經濟名著及「台灣文獻叢刊」，蒐集歷代台灣歷史文獻，嘉惠台灣子弟，直到永遠！
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治績都有人主張要「客觀研究」了，難道對四九年以前來台的外省人的貢獻就應該一筆抹殺嗎？
有人要求追究「二二八」的元凶，但如果「二二八」的本質是「族群衝突」，「族群」是天生的，是上帝的旨意，那麼「二二八」的元凶不就是上帝嗎？怎麼追究啊？
「二二八」悲劇的發生當然有其原因，小馬哥指出，「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有其特定的國際時空背景」。大戰之後，整個世界經濟蕭條，韓國發生「濟州島事件」，中國大陸的復員也是一塌糊塗。「二二八」是由取締私菸的天馬茶房的一槍打響，東京街頭也發生取締台灣小販，日警連發五百四十二發子彈，打死五人，重傷二十三人的「澀谷事件」。
除了戰後經濟蕭條外，加上國共內戰又起，台灣物資大量流向大陸，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政治落後，許多來台官員貪汙腐敗，軍紀敗壞。「二二八」的爆發遂成為歷史的必然。國家公權力的濫用，更造成難以彌補的國家暴力事件。
「二二八」的本質是一樁國家暴力事件，並不是什麼「族群衝突」。把「二二八」界定為「族群衝突」，外省人當然要背負「原罪」，背負「原罪」的外省人當然永遠只能是「次等公民」，一個社會中存在著「次等公民」能「族群融和」嗎？「次等公民」能因「新台灣人」而得到「原罪」的赦免嗎？
所以，小馬哥的「二二八」致詞，才是新一代的「新台灣人」超越舊悲情，邁向新融和的「新台灣人」歷史觀。 □
